2003年中科院院士增选于11月24日落下帷幕。今年共增选出中科院院士58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大丰收，有五位教授名列其中，成为灿烂的科技巨星。近日，新闻单位采访了新当选的五位院士，近距离领略了他们的风采。

淡泊、宁静、沉稳、低调，是五位院士的共同特点。尽管他们说出来的大都是专业术语和难懂的名词，但其生命流程是那样饱满，内心世界是那样多彩。数十年来，他们远离尘嚣，攻关夺隘，风雨兼程，探索自然奥秘，勇攀科技高峰。他们的拼搏精神，执著信念，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都是我们时代的宝贵财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闪烁在科技之巅的星光，令人向往，催人奋进。让我们以院士作楷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科教兴皖战略的实施，献上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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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灿———“变”中追踪最前沿

郭光灿教授似乎总是在犯科研大忌，四十年的科研生涯中，学术方向与研究方向历经多次变化。但让人惊奇的是，每次“变化”都让郭光灿教授获得了成功，并最终成为我国量子信息学方面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学科“领头羊”。

上个世纪70年代，国内的气体激光研究对象是氩、氖、氦三元素，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的郭教授却来了个“小变化”，选择氮作为自己的研究对

象，并取得位居国内同行前列的研究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表彰。到了80年代初，在国内同行看好他的研究时，他又将科研的目光转向了量子光学的理论研究。

量子光学在国内是个新兴学科，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本身就落后，再加上十年“文革”的折腾，学术环境不是很好。因为是学电子出身，郭教授花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自学，去听老教授的课。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学到深夜两点，几乎生活在被人遗忘的空间内。当时国内量子光学仪器非常缺乏，郭教授不得不自己动手来组装，“我曾像现在的修理师傅一样，拿过电焊枪焊过仪器。”“十年磨一剑”，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郭教授的量子光学理论研究也进入了世界前沿，并带出了一大批研究生。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郭教授又来了一次“大变化”，从量子光学理论研究转入量子信息学这一应用型学科。当国外人研究出了可用于量子计算机的“量子纠错编码”时，郭教授及其团队来了个“变化”，你是在有了“错”之后再来“纠”，我何不防“错”于未然呢？“量子避

错编码”因此诞生。从理论上讲，量子计算机具有经典计算机（现在我们所用的计算机）的所有性能，同时具有攻克经典计算机所有设定密码的特点。但量子计算机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工作时，会经常出错，“量子避错编码”技术就能解决这一不足。

当看到量子计算机有可能成为“击溃”经典计算机锐利的矛时，郭教授及其团队又来了个“大变化”，开始

研究量子密码这一坚固的盾。目前，郭教授及其团队已建立了国内第一条基于量子密码的保密通信线路。

谈及“变化”成功的原因，郭教授总结为：良好的科学直觉；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坚持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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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国———遨游在微观世界

语言干净利落，表情轻松自然。侯建国教授举手投足间透露着自信与平静。“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不要去想太多的事情。”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这位年轻院士成功的诀窍。

“人天生有好奇心，搞明白自然界的某些现象是一种乐趣。”侯建国是在中国科大完成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当许多人想方设法到国外求学时，侯建国却留在国内：“导师告诉我不要去攀比，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最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末，侯建国“眼前的事情”是非晶态半导体的晶化研究。他与合作者首次用数学上的分形理论来定量描述晶化过程，并获成功。这一研究获得1997年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国际名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后，1995年，侯建国又回到了中国科大。“大学时不出国，有些人认为我笨，那次从国外回来，许多人又说我是疯了。”他说，“国内的机会更多，国家也需要我们。”

“事实证明回来是对的。”2001年，侯建国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直接“拍摄”

了能够分辨碳-60化学键的单分子图像，这种单分子直接成像技术成为明察分子内部结构的“眼睛”，为纳米科学家进行单分子化学键的“切割”、“组装”等“手术”提供了可能，为设计和制备单分子级的纳

米器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研究中，侯建国与合作者还首次发现了碳-60分子在平面排列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性状。利用这一性状，可能使计算机器件的集成度提高100至1000倍。《自然》的审稿人评价他们的研究为“构思巧妙，实验严谨”的工作。

侯建国之所以能把“眼前的事”做到科学最前沿，还与他具备的人文素养有关。学生时代，他不仅文章写得很好，还学过画画，练过书法，拉过小提琴。这些经历使得他对现在的科学研究有很好的直觉与构思。在科大校园，侯建国受到良好的学风熏陶。“科大人的踏实、勤奋、要做第一，以及强烈的使命感都让我获益匪浅。”如今，作为中科大副校长的他正将这些优良传统传承给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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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良———淮堤上的“神算子”

生活仿佛是个圆。40多年前，一个从淮河岸边走出来的乡村少年，今夏又回到淮河，在滔滔浊浪中为防洪调度提供高性能计算支持。他叫陈国良，人称“神算子”，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合肥）主任。

陈国良教授是颍上人，祖上人老几辈大字不识一个。他是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学业的。谈起故乡，陈教授印象最深的是，校园外就是淮河大堤。每逢暴风骤雨，一觉醒来，学校周围一片汪洋。汛期，肆虐的洪魔使万顷良田化为茫茫泽国。父老乡亲举家逃荒的无奈，在少年陈国良心头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1961年他从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就立下志向：“学以致用，到生产第一线，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

今年夏季，淮河流域遭遇近5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袭击。陈国良教授亲临防洪调度第一线，在方邱湖，在西大坝，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淮河流域大小水库四百多个，在中上游就有9个大型水库。

陈国良教授承担的国家863重大项目“淮河防洪防污智能调度系统”，可将气象数值预报、水情信息分析、水量流势计算与洪水预警预报、水库联合调度等有机结合，其研究结果对防洪调度，削减、错开洪峰至关重要。温家宝总理对今夏决战淮河的评价是“科学防控，紧张有序。”水利部淮委在致中国科大的感谢信中说：“特别感谢陈国良教授项目组，在淮河防洪战斗中亲临防洪调度第一线以及提供高性能计算支持，使我们取得了战胜特大洪水的胜利。”

淮河流域是一个水患与污患并重的流域，非汛期的防污控污任务同样艰巨。为从源头上搞清淮河干、支流水污染的形成机理，陈国良教授去年溯河而上，行程近千公里，实地踏勘了淮河水污染最为严重的沙颍河子流域。目前，由陈国良教授牵头承担的新一轮高性能计算863重大专项研究项目，将利用“计算网格”、“信息网格”等技术，构建流域数字化基础信息平台，开发水资源污染控制综合应用系统。

陈国良在接受采访时动容地说：“生我者江淮父老也，养我者江淮大地也，如果我能将所学的知识用在安徽防灾减灾上，那也算是我对国家，对父老乡亲的一点微薄回报。”

陈国良教授在教学上同样成就斐然。作为我省三个“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之一，学生对他的评价是：“听陈老师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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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感悟“发现”的快乐

远在香港的吴奇教授是在电话中接受记者采访的。交流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钟左右，一个科学家对国家、对青年、对家人的挚爱之情却不断从电波中传来。

吴教授1978年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1982至198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化学系读博士及博士后。学有所成后，他于1989年去了德国BASF公司激光光散射实验室做主管。1991年，吴教授回到香港。“我虽然很喜欢美国与德国，但我觉得还是要为国家做点贡献，这样于私于公我都会舒服些。”

“我非常感谢太太。”1991年前后，香港的学术环境并不是非常好，并且国外的生活环境也比香港强，但吴教授的太太却全力支持他的选择。获知增选为中科院院士，吴教授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太太。“她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但母亲知道这件事，老人家会很开心！”

吴教授用很简短的话语来概括自己的科研体会：“要有兴趣，要有真爱，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谈到这里，吴教授说他要对内地的青年学子多说几句：

“中国人都很聪明，不要太功利了，如果做事的目的性太强，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做科研不是以论文发表多少为标准，而是要围绕问题来研究，不管是理论问题还是实际问题，只要你解决了，你就又向未知世界进军了一步，你就会快乐；

“人的成就是盖棺定论，一生中有一两个工作能被后人承认就够了。”

吴教授的话语透露着大师的风范，情真意切。他说：“只要有了兴趣，我们就能从科研中得到‘发现’的快乐，就能克服困难坚持下来。”

吴教授对年轻人的提携也体现在教书育人上，他不仅成立了吴奇实验室，还在中国科大等高校教书。“我想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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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探寻地球的奥秘

当杨利伟一飞冲天，神州梦圆之际，探索地球奥秘的中科大教授李曙光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43年前，为了追逐航天梦，李曙光填报了钱学森任系主任的中科大力学系，一心想从事尖端科学火箭发射。但他被录取的专业却是“地球化学与微量元素系”。上天无望，结缘地球，那一夜，他失眠了。但第二天，李曙光就释然了：“一个人只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

地球现象蕴含着极为广泛而复杂的不确定因素，沧海桑田的变化给人类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记忆。如何根据现有的蛛丝马迹去推测地球深处的未知世界？这种探索过程既展现出无穷的魅力，又能服务于经济建设。1976年，李曙光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寻找富铁矿会战。当时鞍山有中国最大的磁铁富矿。这样的富铁矿能否再扩大？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一问题。李曙光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推断：在鞍山地下大约500-700米的地区有富矿体。这一预测被生产部门采纳，经过勘探，第二年初终于发现了13米厚的富矿。初战告捷，李曙光从此迷上了地球化学。

1983年，李曙光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他携带了两件“宝贝”，一是东北“太古”代、“绿岩”代的超镁铁岩，二是秦岭－大别山造山带的岩石。他利用美国优越的实验和科研条件，对从大别山区采集的岩石进行深入研究，推测出华北和华南陆块的碰撞及秦岭－大别山造山带形成时代为244百万年，也就是三叠纪。此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上。

此后，他持之以恒追踪大别山－苏鲁造山带这一国际研究热点，终于在这个领域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

野外工作是艰苦的，常常需要翻山越岭，无路有路都要上。李教授介绍道：“取样必须是新鲜的岩石，多半是采石场，公路的切面，河流切开的断面。”野外地质考察还充满危险。李教授回忆说，1992年夏天，他们一行人在西秦岭嘉陵江边的一座山上取样，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行走，一面是万丈陡崖，上面有当地老乡在山顶采矿，突然一块大石头落下，从前一个人的头顶擦过，“好险！差一点就砸到我们了”。

危险终归无法阻挡科学求索的路途。三十多年来，李教授的足迹跑遍大半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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