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珍，1942年生于上海，原籍江苏吴县。1959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学习，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做研究工作。现任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志珍教授曾经在多个国家、多家科研机构进行过研究工作，例如1979年到1981年获洪堡基金资助在德国和英国，1981年到1982年获Fogarty 基金在美国国立卫生署（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1987－1988在美国希望城国立医学中心，1988－1993在美国和加拿大，1995年和1998年分别在德国哥丁根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
王志珍教授早期曾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和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后于199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以第二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9年以第一完成人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2001年获中国科学院彭荫刚优秀导师奖，2002年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3年10月，她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胡锦涛主席亲自颁发的"第三世界科学院2002年基础科学奖生物学奖"，是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中国人。这次获奖主要是因为她在"蛋白质折叠"方面研究的进展。这项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突破了国际上对帮助蛋白质折叠的折叠酶的认识，王志珍和她的同事、学生为此假说提供了大量的实验证据，现已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获奖成果完全是在国内的实验室完成的。
王志珍教授获奖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经致信表示祝贺，王志珍教授回信给朱清时校长，感谢母校对她的教育和培养。
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推出《校友风采》访谈，旨在推动科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交流，分享杰出校友的创业经验，促进科大人的事业成功。《校友风采》所有内容并不代表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观点。]
---------------------------------------------------------------------------
在国内的实验室取得国际认可的成果——专访王志珍院士
邓华东（9520） 彭伟（0008） 张明伟（9925）刘志峰（9500）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王志珍院士本人审阅）
邓华东（以下简称邓）：王志珍教授，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请允许我转达基金会对您的问候，并祝贺您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2002年基础科学奖"生物学奖。
王志珍（以下简称王）：谢谢。
磨 练 福 久，参 勘 知 真
邓：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走上科学研究这条可能布满荆棘的道路的呢？
王：应该说我从小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其实我不是出生于什么名门贵族、书香门第，但是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家里头三个孩子都老老实实念书，哥哥姐姐念书都特别好。自己呢，不能说那么聪明，但是也不是那么笨，功课也是挺好的。小时候的学习氛围很好，养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我从小念的学校都是好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念的好的学校。在上海念的是工部局小学，后来到苏州江苏师范大学附小（景海小学）念了两年，又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学念了六年，学习的气氛和环境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很喜欢，理科的那些东西，数、理、化都很喜欢。上中一年只招72个女生，很多人考，我是刚过11岁生日考进去的。初中毕业我被保送到高中。考大学时，我那在科学院有机所的哥哥建议我应该念科学院的学校，应该念科大，科大的生物物理系非常有前途，因为生物物理在当时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后来我一看，还对得上自己的口味，是不错，科大的生物物理系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是全面要求的。那个时候有一种偏见以为生物是描述性的学科，大概是数理化不太好也能念的。但是科大的生物物理系不一样，对物理、化学，甚至数学都有要求，所以我想我可以去念。现在觉得还真是选择对了。大概在95年的时候，北大物理系主持了一个会议，请一些生物学家去吹吹。在那里我遇到彭桓武先生，彭老先生在80年代就鼓励物理学家要进入生命科学领域。现在很多物理学家，像郝柏林先生，欧阳钟灿先生，还有很多物理学家，也进入了生物学里头来，并且已经做出了漂亮的工作。当时我们所里的沈恂研究员也参加了这个会，他与我是一届的，是清华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我们所的。59年我们进大学的时候，原子核物理是最热门的。我在台上说："沈恂，当时我们两个人的选择，你是最热门的，我是不很热门的，但是你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来了。我们的这个学科已经是21世纪最热门的学科了（笑）。"。所以我觉得，系是选择对了，进科大也是对的，因为科大有很多好的科学家，科大的气氛从来都是比较宽松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的老师中间就是有所谓的右派啊什么的，当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老师，教物化的，他好像是复旦转来的，就是被人家认为是右派被冷落的，科大对他们都能接受，那种宽松、容忍，我觉得很好。科大的课也非常好，我们班同学现在做各种事情的都有，有晶体学家，有生物信息学家，有神经生物学家，有像我做生物化学的，这说明科大学生的基础比较好也比较广。我们那个时候，化学是跟物理系的一起学的，物理是跟化学系的一起学的，高等数学也学得非常多……
邓：对，我就知道以前北大的化学系数学都是学C级的，比数学系低了两级，我在科大，我也是学化学的，我们学的从来都是只比数学系低一级，基础是比较好。
王：对，所以科大学生的基础都比较好，这也是一个（原因）。
邓：您在生物物理所工作了那么多年了，请问您能否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来描述一下您的研究？
王：我的研究生涯，应该说是分几个阶段。刚毕业就遇上四清，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什么都没有做。我22岁毕业，本来是挺早的，最后变得推迟了十年毕业，等于三十几岁才毕业。这件事情想起来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大的损失。一是我们没有正规的研究生训练，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机会去考研究生。我想考上海生化所，上海生化所是当时中国生命科学最强的地方。后来系主任说一定不能考，要把我们几个人弄到生物物理所，那时候我们都很听话，不考就不考了。不过也无所谓，反正考上了也念不成的，所以我们缺少一个正规的training，很可惜。我觉得有点科班训练的话还是很好的，咱们且不说华罗庚先生自学成才，多半的人还是要有专业的训练的。
邓：像华罗庚先生那样的绝对是少数。
王：对，他绝对是少数，他是天才，自学成才的，当然也要鼓励这种精神……
所以我没有专门的研究生训练，而且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等于推迟了十年毕业。学东西和年龄是绝对有关系的，40岁以后再学，学新东西，那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现在也天天在学，但这种学和那种学是不一样的。在科大学习的时候，学习是非常投入的，我们那时候每分钟都是抓紧的，总是非常非常intensive schedule那种。到所里来我一开始是被分配在放射生物学室，说实在我不喜欢，但是当时不能有自己的意愿。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有点"造反精神"了，也知道可以说说自己的话了，我就天天找支部书记，跟他讲，我只要到一个可以让我做事情的地方去，任何地方都行，不能让我天天坐在这里，那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到一个有工作可做的地方去。后来支部书记被我天天缠得没办法了，说有一个地方你还可以去。那时邹先生（邹承鲁）好像刚调来，我曾想到邹先生那里去，大名鼎鼎的，是王应睐先生下面的四大金刚之一，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那里不能要人的，没有办法，邹先生那里就没有去成。后来我有幸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学术权威的地方，就是测胰岛素晶体结构那里，王家槐，王大成，都是科大毕业的，我们上一届的，那个时候都在那里做胰岛素晶体结构，那个地方我可以去，所以后来我就调到那个地方去了，就从那里开始了我的研究工作，做一些胰岛素的化学修饰的工作，也是很幸运的了，那是一个很优秀的集体。后来到了78、79年的时候，有第一批德国洪堡奖学金的名额，有人说不能拿资本主义的钱，但中国科学院还是报了60个人的名单（科学院总是比较不"极左"），洪堡挑了30个。我非常运气，也被挑上了，后来就去了德国羊毛所。德国羊毛所是当年世界上进行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的三个研究所之一，所长Zahn教授对中国是友好的。在那里我做了一年多胰岛素的工作。后来刚好有一个NIH的pI到德国去开会，他对我们做的光亲和标记胰岛素有兴趣，因此我就到NIH用光亲和标记胰岛素做了一年胰岛素受体和胰岛素作用机制的研究。这样我在国外做了三年后便回到中国来。那个时候，第一批出去的人都想着报效祖国，在国内好好干。由于我不能从头开始再去学晶体结构测定（太老了！）我不适合在晶体结构测定研究室工作，便要求到邹承鲁先生那里去做生物化学。那个时候邹先生的情况好多了，也可以要人了，邹先生刚好开始做胰岛素A、B链相互作用。大跃进年代人工合成胰岛素时，首先要知道胰岛素的两条链，A链和B链能不能正确组合起来，这是个关键，能正确组合才能确定先合成A链和B链，再把两条链组合起来的合成路线。所以邹先生的工作成功以后才确定了合成路线，并保证了合成的A链和B链生成有活性的天然胰岛素。这个工作的生物学意义其实非常大，因为它是更为复杂的两条肽链的重折叠问题，它已经触及到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的问题，但是因为当时他们是任务导向，胰岛素合成出来任务就完成了。他们当时虽然也讲出了"天然胰岛素的结构是所有重组产物中最稳定的"，但是就是没有说出"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这句精髓的话，没有更深地去追它的生物学本质。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一直到80年代初才有时间又去想，去做这个当初重组成功的理论基础问题。我回国以后就参加了做胰岛素A、B链的相互作用。我用了一个酶，就是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用这个酶来催化这两条链在生理条件下生成天然胰岛素（邹先生他们当初非常巧妙地用了一些极端的条件在体外得到高产率的天然胰岛素），这个工作后来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我是六十年代毕业的，没有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分子生物学是七十年代成熟的，我缺这一块东西。我知道我将来要在生化上做得好，如果没有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和技术的话我就甭做了。我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多了，我还要学新的东西，所以我又到美国去学分子生物学，后来93年回国的。邹先生当时一直鼓励我们几个人回来，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们原来的副所长周筠梅，一个是王志新院士，还有一个是王金凤。当时科学院的政策是五十岁一刀切，我觉得当时的这个政策是很不利的，下面都这么讲，这是个"自杀"政策，把科学院自己弄得不好了。邹先生为了争取这几个人回来做了许多努力。实际上，九十年代的科学院的成绩，大致是我们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这一代人做主体的，现在这一代人都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年龄算最小，也都已经六十一岁了。那么从现在开始，主力应该是回国来的那些年青的同志，一般来说六十岁以上创造性不会很大了。但是九十年代的时候正好是我们那一代人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所是这样，科学院其他的所大概也是这样。那个时候科学院不要我们这批人，我那是刚刚50岁，回来没有得到半分钱的支持，我们那时回来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邹先生当时在政协里面发了一个很好的言，就留学生这个问题，说不能堵，也不能不要人家回来，我们在美国都看到的，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邓：噢，就是那个来去自由的政策。
王：对，来去自由，要疏导，让人家走，但是又要吸引人家回来，那个时候讲那个话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就是堵，要走就交钱，留下多少买路钱，搞得人非常不高兴，像逃似的。当时是这种形势，现在就不一样了。
邓：现在出国留学培养费也不要交了。
王：现在大家都抢着要回来，回来还要看你有没有nature、science，形势完全变化了。我们当时回来没有任何的优惠，人家本来就是不要你的。邹先生要我们回来，我们也觉得和邹先生做很好。说实话，我们都是爱国的，的确有个爱国心，真正要回来的人，大部分是想做研究的，如果要过日子，美国比中国更舒服。当然现在另论，现在中国发展很快，没准儿在中国过得更滋润。当时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在美国怎么做也是替人家做，在中国我就有自己的舞台，在自己的舞台我就可以导演自己的剧目。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回来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在中国的这个舞台上也导演出几出大的漂亮剧目来。回来以后邹先生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跟我做，自己独立做。这就是大家风范！他对下面的人总是放手培养的。我当时就从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开始，因为八十年代就拿那个酶来做过胰岛素A、B链相互作用。我在国外了也酝酿了好几年了，到时候回国要做什么东西呢。当时看到有个比较热的就是chaperone（分子伴侣），八十年代末人家刚刚提出来的新概念，所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分子伴侣的发现使蛋白质折叠研究发生概念性的转折，经典的概念认为蛋白质是自主折叠，现在看来需要有帮助才能完成折叠，折叠酶和分子伴侣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帮助蛋白。当然现在这个概念并不否定以前的概念，以前多考虑热力学问题，现在必须考虑动力学问题，热力学上能够实现的过程在动力学上不一定能够实现。现在，在细胞中发现很多蛋白质的折叠都需要chaperone的帮助，实际上最近发现细胞中蛋白质的各种命运都与chaperone密切有关。邹先生这个实验室整个都是在做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当然要涉及到折叠的问题，我想分子伴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很前沿的问题，所以就开这个题目来做。后来与邹先生讨论，根据我们以前工作的认识提出了一个假说，这个"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仅是一个酶，也是一个chaperone"。最近十年我们这个组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做各种各样的chaperone，折叠的机制等等，2002年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后来我被推选得这个第三世界科学院奖。中国人以前得这个生物学奖是十年前邹先生得过，邹先生在他们那一代人中间是出类拔萃的，思维的敏捷，看问题的尖锐，英文的漂亮，讲话的犀利，现在还经常"得罪人"。我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
邓：邹先生是以直言不讳著称的。
王：他在科学上很会说话，但因直言不讳而常"得罪人"。
邓：我不知道您现在这么健谈是不是也是受邹先生的影响（笑）。
王：（笑）这个是没法比的……
邓：我记得当时邹先生和您合著的一篇文章叫做《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里面提到"科学发展无法预测"，但是您提出了那么一个假说，要挑战两类蛋白（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和分子伴侣）之间的界限，那么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质疑原有科学共识的？
王：这个是两回事情，现在是要订科学规划，我要做什么，我什么时候要做成什么，现在不是说还要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吗，到哪一年什么科学问题要解决。一些科学问题我觉得很难预先订出解决的时间。但是对领导来说可能是他们责任上要做的事吧。另一个是，我提出一个假说，一个hypothesis，然后做实验去证明它，这是两回事，因为hypothesis不是瞎提的，不是永动机。当时我们的hypothesis发表在《FASEB journal》，一本非常好的杂志，它里面有hypothesis这个栏目，我们就投在上面发表了。其实我们提这个假说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做胰岛素A、B链相互作用的认识，要看很多文献，吸取前人的工作以及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才提出这个假说。最关键的，提出假说以后你要去证明。当初有一个小故事，那时我们的文章已经投出去了，投到《FASEB journal》那本杂志上，但是我们的文章还没有被接受的时候，人家一篇文章就出来了，谁的呢？就是提出chaperone概念的这个祖师爷，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讨论chaperone这个概念问题，他说chaperone的这个概念就是谈非共价问题，所以"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是chaperone"。一看到那句话我想我完了，这个挑战太大了，人家是祖师爷，一句话说死了："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is not a chaperone。"。我是完完全全和他在唱对台戏了。那个时候很紧张的，要有信心就继续做下去，要没有信心就把文章撤回来。当然不能撤回来，后来那个文章被接收了，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当时我的组里只有一两个学生，一两个学生还是邹先生从大组里调过来算对我一个支持。我当时刚回来，什么也没有，回来还是付研，学生也是后来招的。那个时候你必须要提供实验证据来支持、证明这个假说。我们有两个阶段的工作，一个阶段是两个硕士生做的，为这个酶的与其异构酶活性相独立的、它自己固有的chaperone活性提供了证据，这个发在JBC的short communication上，那个栏目比正规的regular article要更难一点，是必须要有novel idea才可以发表在short communication上面，这篇文章到现在有百多次引用了，在97和98两年被评为国内文章被引用最多的十篇论文之一。我前两篇都是发在JBC的short communication上面，人家对那两篇文章的证据大概还是相信的吧。第二阶段就是在生理靶蛋白上提供实验证据的一个文章，那是发在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杂志）上，那本杂志一般是要有体内实验的，我们这个是个体外实验，当时我们为什么有信心投，因为它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对生理靶蛋白折叠的催化作用必须同时发挥这两种活性。后来一些国际会议邀请我们做报告，不认识的国际同行请我们来写review，有关工作得到500多次引用。所以这个hypothesis大概是被国际同行接受了。后来这个工作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科学奖。
邓：这些年您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有没有最让您感到沮丧的挫折？你遇到的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王：怎么说呢？有一句话，就是说做研究的人一年365天有300多天是在皱眉头，天天在那里想，在那里皱眉头，真正高兴的没几天。文章被接受了，这很高兴，学生得奖了，也很高兴，但这些也只是表观的高兴，真正的高兴是你有一个idea的时候，就像EMBO那篇文章的idea，是因为前面有个工作而产生的，做了实验以后能够证明这个idea，这个时候是最由衷的高兴。
邓：我记得您刚刚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科学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您说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对于您现在从事的这个领域，有些人就说，也可能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结构生物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拼的是设备，有了一流的平台以后，创造性的工作少，机械性的工作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我不是做结构生物学的，饶老师（饶子和）那边做的是结构生物学。晶体衍射、NMR、电子显微镜重组，现在结构生物学主要是这三种研究方法，那些才是真正的结构生物学。我的工作不算是结构生物学，所以我对那个不能妄加评论。这个东西很难讲，比如说核磁，核磁现在最高的分子量大约是三万，解到两万已经较难了，有个极限在那里。
邓：就是能够用核磁共振来分析结构的分子量的极限？
王：对，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个极限在那里，谁能够把它突破那就不得了，能够有一个原理上的，或者方法上的突破，让它没有极限了或大大提高限度，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贡献，肯定有创造性。以前解结构是以年计的，几年解一个结构，后来是一两年解一个结构，再后来是几个月，七、八个月可以解一个结构，现在可能两三个月解一个结构，甚至两个礼拜解一个结构，这个里头肯定有创造性的工作，有方法的突破。现在运气好，晶体好，一收数据，后面就是计算机的事了，几个礼拜就能出来。但是你的结构是要阐明生物学意义的，晶体长得再漂亮，讲不出太多生物学意义也不行。要是新蛋白，而且大家都关注的，比如前一阵的SARS的蛋白就很好。但是完全靠仪器解结构？不能这么说。每个蛋白都有每个蛋白自己的脾气，有它自己困难的地方，要解决了才行，要给予结构功能信息。当然也总会有很多常规的事要做。我自己的工作仪器都很简单，几个谱仪，荧光谱仪、CD谱仪、紫外谱仪。我必须要有好的idea，我当然也要和结构生物学家合作，我有一些蛋白希望也能够解出结构。还有现在的single molecule这种技术很powerful，我现在也在和化学家合作，要运用这些技术，但是要有成果出来主要还是要有idea。
牵 手 科 学 服 务 人 类
邓：现在国内的生物学界，有一些科学家的行为引起了争议，您长期在国内做研究，对国内的科研氛围您有什么评价？邹先生就多次批评科学界的这种不正之风，比如核酸风波啊，核酸营养啊。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些事情？
王：我现在觉得，因为市场经济，的的确确有些只想赚钱的生意人，侵入到我们这个科学研究领域当中来，很多是骗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资本家的剥削。这两年我是算见过这种人了，非常可恶，为了赚钱什么事都能干。核酸营养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这些人都明白，但社会上普通的群众哪里明白啊？再说还有"公家送礼"的，所以它能够存在市场。但是很遗憾的是，一些做研究的人，一些大学里的教授，所谓的学术领域里头的人也有做不严肃的事情、不科学的事情。上次我们科技界的某著名报纸不也为他们核酸营养大做宣传吗，几个版面啊。是否可以说实在舍不得丢掉那些高额版面费啊，真是钱比科学厉害。一般的老百姓，总是比较相信科研单位，相信大学，所以那些人不就要拼命来找这种东西挂在上面吗？他们有钱，常常得手。另一方面，现在我们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正式列了一条家规，任何人不许以学会的名义去搞这些名堂。再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学术界浮躁，想赶紧出成绩，有浮夸的现象。以前是一点evaluation都没有，大家吃大锅饭，你我都一样，做多了弄不好还说你是白专。像我好像老在白专边缘，尽管我自认为是个既老实本分又用功听话的小"绵羊"。不过科学院和科大一直就比较好，不像别的地方，但是你总归能感到这种压力。现在要比了，要宣传，有些还没有做成的事情就在那里讲了。有的人说我的文章很快就要在某刊物上发表了，最后也没有看到他发表。还有一个就是弄虚作假，假数据，假文章，这个也揭出来好多事情，抄袭的问题也是这样。没事的时候我不费劲就是作者；有事了，"那这个文章我没看过"，荣誉是要的，问题都推了，哪里能这样啊？我无意对个人评论什么，但是游戏规则要建立起来，author的名字写上你就必须要负责。同样的数据变个模样（横坐标变成纵坐标！）或加少许数据再发一篇。这种游戏规则你说他们到底懂还是不懂？如果不懂做一次就够了，别让人家看到好些篇都干这种事。如果懂了那就真是有问题，我想他们应该都是懂的。话又说回来，这些人很多都是能干的，像北大的王铭铭，肯定是能干的人，但是事情一定要处理，人绝对不要一棍子打死，他仍然可以自己再走出一条新路来。邹先生对这个问题最近也有一系列的评论文章。
邓：王老师您以前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在工作中从未觉得自己是女性。那么在生活中您是怎么样的一位女性？您如何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王：我从小就没觉得自己是女孩那种的，没有多少性别意识，我在中学里头参加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体育团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究全面发展，并不觉得自己是女的就怎么不行了。还有一个，你们现在大学里就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是吧？我们那个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也没觉得我是女生，你是男生，我们之间就有什么差别，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当时的意识是很不成熟的，当时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后来到了工作阶段了，也倒没有受歧视，中国的男女平等还是做得相当好的，出国以后就更意识到这一点。日本那就不用说了，我在80年代左右曾经接触过两次日本女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后来到美国，接触到很多日本人，就更知道了。那个女科学家代表团大概12个人，里头只有2个人是结婚的，结婚了以后还不能有孩子，所以她们女科学家代表团一来就最关心中国女科学家的地位。她们是想当教授就别结婚，至少不能有孩子，日本女人的确是这样，只要一结婚你就是要在家里头的，相夫教子。最近一些年日本也有变化了。所以我倒是觉得中国这方面很好。
邓：人们都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与技术的时代，认为生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人们异口同声说进入了IT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不少最优秀的青年人选择了计算机电子工程等作为自己在大学里的专业，毕业后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是近两年信息技术却遇到了不少问题。现在生命科学也跟当时的IT业一样，已经成为不少人选择专业时的首选。但是，学生毕业后似乎除了在国内外深造，在国内很难找到与实际联系比较紧密的工作，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王：外面可能还比较好，中国本来就是这个gap比较大，企业发展和研究教育发展的gap比较大。我十年以前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美国的大公司就已经可以招收博士生了，有些大公司是不是和大学join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的确有这种program了，博士生做实验就在公司里，公司里有最好的仪器装备，有许多研究课题。所以他们的研究教育和产业已经是非常密切了，他们得到产业财力的支持。在中国这一点一直就不太行，中国的企业财力也不够，和科研的距离还比较大，还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迫切的要求去直接支持大学或研究所。中国的学生，特别是比较好的大学的好的学生，大多数还是要念PhD，要到国外去转转的，一定要让他们去，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让他们去转一圈，然后再让他们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回来做还是在那里做。当然，他们最后能留在学术领域的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要到公司产业里面去，美国也是这样。
邓：您能否大致描述一下生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您从事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它不仅是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也是整个自然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它对人类的将来会产生什么影响?
王：这个问题我没有资格来回答，这需要大师级的人来回答，或者说，现在有个新名字叫战略科学家，我不是战略科学家，所以我不应该来奢谈这个问题。我只能说生命科学将来与化学、物理学的交叉会越来越多，会有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对生命科学发生兴趣，从而与生命科学家一起做。你看在生物领域得诺贝尔奖的很多人本身就是物理学家、化学家，这些说明，你要达到那么高的成就，你需要掌握的知识要多少。当然物理、化学领域也有它们自身永远也解决不完的问题，但是从物质的运动规律来讲，最复杂的应该是生命的运动，生命里头最复杂的又是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肯定是能大大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
邓：去年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现在科大在校学生在校期间总共有四次选择专业的机会，而您那时候可能都是服从组织分配。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学生和您那时候的学生对于专业和职业的选择的差异？
王：我绝对羡慕他们，羡慕现在的科大学生。那时科大曾经有过打算，选出一部分学生让他们多念两年，不过后来整个形势不允许，这是拔尖，那个时候是不允许拔尖的。现在鼓励拔尖了，也许这个不叫拔尖，就是说你给我机会，让我到适合我的那个方面去发展。我们那个时候是"一帮一，一对红"，班上有50个学生，25个跟25个要配对的，功课好的不能让功课吃力的落伍，你不能让他不及格，他不及格你也有责任。现在有多次选择，你自己喜欢不喜欢，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你苦在那里干什么呢？科学院以前也是这样，我们分配来科学院，也死在科学院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适合不适合，况且以前分配还有个家庭背景问题。过去的一套制度造成不能让人最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高高兴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效率能高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科大的做法绝对是对的。有的同学学这个专业实在没兴趣，每年都要补考。但是我相信，他必然有他喜欢、合适的事情，就会愉快地做好。但那时是不许换专业的，我们是一颗螺丝钉，把我拧在哪就在哪干活。所以我觉得要让学生有一个选择，要让学生觉得很comfortable，学生高兴，学生喜欢，那么他们可以发展得更好。
邓：您对于孩子们在这些方面有过什么指导？
王：我这个母亲是当得最不好的，我的孩子是最可怜的。我当时家住得很远，在科大那里（注：玉泉路，科大在北京的旧址），我在中关村上班，我每天骑车来回总是逆风二个多小时。有时候实验做得很晚就住在所里，所里给我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所以我的小孩子根本得不到我的帮助，后来又经常出国，开会，出差，我的孩子得不到我的直接的帮助。做实验也非常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刚刚开始做实验，那个时候真是觉得再不抓紧这一辈子就完蛋了，真是有这个感觉啊，所以那时候是拼命拼命做事情。
保 持 特 色 筑 巢 引 凤
邓：您当时到了科大以后有什么感触？在科大的学习对您以后的工作又有什么帮助呢？
王：科大的学习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是科大的环境，不是指校园环境，科学院和科大，跟教育部，跟北大清华比起来，总归是比较宽松。那时虽然整个大环境不怎么样，但是相对来说，科大是很好的。第二个，科大的课我觉得比较全面，数理化都有较强的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所里头的老师直接来讲课，学生跟研究接触早，这个就比较好，受的影响很深。所以现在我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唯独科大不能搬回来。上次211工程的验收会，科大让我去参加，那时我非常激动地讲了这个话。我认为氛围非常重要，我们以前和研究所直接挂钩，现在跑到那里去，飞到那里去讲课当然也可以，但是终究是不大一样。在北京的话，学生可以随时来和研究员聊天，可以经常直接对话。我非常非常佩服现在科大的教职员工，他们是真不容易，能够咬住这口气，绝不能让科大掉下来。所以别看别的学校拿多少多少亿，咱们比人均，科大就比他们强，我们小学校啊。我们用不着跟他们一样大，但是我们有特色，我觉得朱清时校长这个思路是对的。现在社会上什么东西都要求全，我们不要求全，但求精求高。
邓：实际上科大在合肥也很难求全。
王：不要求全，有自己的特色，开出几门别人开不出的课，做出几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行了，就有真正的名望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想点方法，合肥这个地方太穷了，我这次到江苏一个大学去，尽管不是大大学，我高中同学在那里请我去讲课，我是一定要去的。他们的校园好得不得了，在大学城里头，江苏有钱啊。
邓：所以现在科大也在苏州等地建设研究院。
王：那个研究院是什么意思，我还不太清楚。
邓：苏州的是这样的，科大和苏州市政府签约，苏州市政府出钱出地，科大负责师资筹措，在那里办三个专业招收研究生，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管理科学。
王：我是苏州人，所以我很关心也很感兴趣。我上次回苏州看到苏州大学也是大得好得不得了。
邓：现在苏州研究院已经开始招学生，并在本部招生计划里面招的。现在科大的生命科学可能要面临重大的发展，我们上次采访饶子和院士的时候，他说医学院对于科大生命科学的发展非常有必要，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饶老师可能想生命科学和医学是紧密联系的。但是医学院有医学院自己的问题，生命科学要和医学联系是对的，但是不是一定要有医学院我不太清楚，医学院就必须要有医院，医学院有自己特殊的那一套，是很复杂的，涉及到临床的很多问题。
邓：关于科大的发展模式，现在有些争论。有人认为科大应该有选择地发展一些非理工科专业，如商科文科等，增加科大的社会影响力，为科大的发展争取社会支持。也有人认为现在科大面临的挑战比较大，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几个优势学科并达到世界一流，对于商科文科的发展应予以限制。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我是不懂教育的，所以我不能胡说。但是我的一个直觉，觉得每个大学都要有自己的特色。我很反对追时髦，现在时髦的就是什么都是大而全，我觉得并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个，我同意现在科大的发展思路，要有特色的，但是确实是要世界一流。现在美国的那些好大学都是上百年的，欧洲的大学甚至有几百年了，他们评的时候也不是说全都办得好，都是某些系办得比较好。现在科大如果去弄一大堆学科，能办到最好吗？也不一定，还不如集中精力创牌子，让世界上都知道，有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什么什么是最好的。弄个很大的东西，人家都不知道你科大是干什么的。如果有几个东西在世界上叫得响的，说到这个学科人家就知道中国有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最好的之一，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像人家讲经济学，都知道Uchicago（芝加哥大学），很多诺贝尔奖，人家开玩笑说，除了女秘书，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科大在世界上能拿出几个学科来，足矣。美国的Caltech（加州理工学院，不是加州理工大学！）小小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出了多少人才！我们科大出去的学生也有那么多好的，最近有个科大少年班的女孩儿（庄小威）在美国得了二个大奖。
邓：您在科大那几年，科大还在北京，"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贯彻的非常好，请问您听过哪些大师的课？
王：大师的课没有听过多少。系主任贝时璋先生的课讲得不是太多，他的宁波口音很重，同学听不懂，我有时候还给他们翻译，我是苏州人，但是我会讲宁波话。听过华罗庚先生的讲话，但那不算是上课，记得他问过我们"书越读越厚还是越读越薄"的问题，也听过几课龚昇先生的课。
邓：实际上现在"所系结合"又有一些新气象，中科院的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刚当了科大的党委书记，加强了"所系结合"的力度，新聘请了长春分院的党组书记、院长许武任科大的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聘请了几个所的所长兼任科大相关系的系主任。可能因为郭书记特殊的这样一个身份，科大以后"所系结合"的力度会加大。我们也是真希望这个新上任的系主任能够为科大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
王：太好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教授的问题，科学院有些人退休以后去讲点课，这个也是可以的，这里65岁退了，可以再去讲些课。
邓：您也是非常愿意去的吧。
王：只要施蕴渝师姐一说，我是绝对没有二话的，王志新也去讲过了，以后我们去多讲点也是可以的，不是一天，时间稍微长点，要和学生座谈。一些老教授学生不是很多了，研究不是那么忙的话，多去讲讲课还是很好的。当然也要花时间备课，绝对不能用老教材，必须要重新用新的教材，他们重新准备的过程中自己也重新学习，他们学习的那种经验体会讲出来可能跟年青人会不大一样。
邓：科大现在重点要发展生命科学，您认为科大生命科学的发展在哪些方面要注意？在哪些方面来凝聚力量？
王：我想最重要的是招好的教授，学校要好那主要是指教授要好，现在施蕴渝是很努力地在那里招教授，但是因为地理位置不好，总归是不太稳定，费了半天劲，刚招来，一些人又被人家挖走了。我非常敬佩她献身科大的精神。另外要加强学校和研究所的交流，研究所的多去讲讲课，多去合作做点工作，给科大出点力，但是主要还是要靠科大自己的专职教授，这是最重要的。
邓：那您觉得现在科大生命科学院会在哪些方面有突破口？
王: 我对生命科学院的实力其实不太了解，我知道施院长很努力地招了很多人来，布点布得不错，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神经生物学，都布了一点，我觉得挺好。那个新大楼马上就启用了，筑巢引凤，让凤凰多飞来一点。
校 友 自 强 共 助 科 大
邓：您接触过很多科大的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您觉得科大的学生和他们相比，最大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科大的学生我其实接触得并不多。头一届的学生里面有很多调干生，我们那时才十几岁，他们都是二三十岁，有的较困难，但是非常刻苦顽强，他们后来做领导工作比较多。到我们59级调干生就几乎没有了。我知道科大有少年班，小，而且很精，我觉得不错。我平常也很关心，哪些科大毕业的学生"出了名的"，但是都没有特别接触，除了生命科学领域，有时只向赵（忠贤）师兄请教一些问题。以后最好要有些联谊会什么的。
邓：实际上我们在北京的校友会经常聚会，可能您真的是没有收到过消息。
王：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消息。
邓：实际上是有两批，有一批像王老师您这样的年龄比较大的人，好像每年也在北京聚几次交流一些感受，还有就是我们比较新锐的一批，像前不久校友基金会和北京校友会合办的那次，参加的大都是新锐的一批，大家都在创业的，在一起交流感受。
王：还有校庆，以后校庆的时候在北京的科学院这边也要一个会场比较好。
邓：您在国外呆过这么长时间，知道国外工作生活的酸甜苦辣，对要去国外发展的科大学生，您能给些什么建议吗？
王：我觉得第一个，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做得再好，如果你不大善于表达、跟人交流的话，这个是很吃亏的。当然这也要有环境，像我们这一代从高中到大学都学俄文的，英语不可能非常好。现在条件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要充分发挥这些条件，让学生听说写都要好。英语实在是很重要，做研究的总要写proposal，写paper，要给talk，要和同事交流，都是要英语的。像我们这一代人，三十多岁才学说how are you，很多说不好，说出来人家听不懂，所以就不敢讲，越不敢讲就越孤立。还有一个就是，要到国外去的话，要进入到人家那个圈子，不要只和几个中国人搓堆，生活上还是要和他们交流在一起。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人家差别很大，要注意观察，不是说我们要去学洋派，但是你在那里，就要入乡随俗，注意人家的思维方法，注意人家做事情的方式。比如说就有一条：绝对不能撒谎，我们在这里很多人经常撒谎，我敢说是这样的，而且还觉得你不撒谎是傻冒。马路上红灯了，你看都没车了还站那，真傻，你看我就过去了。我们很多人就是没有一种严格遵守规矩的概念，这种概念很弱很弱。在美国绝对不能这样，人家最讲honest的，你撒一次谎被人发现，你什么都完蛋了。
邓：嗯，人家最讲credit。王老师，历来科大学生的学习负担都很重，而生物系似乎又是科大课业负担最重的，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王：生物系的课是最重的吗？我还不知道。我觉得我读书谈不上这个"挺"字。最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重点大学的生物系招分都是最高的，以前说数理化不好的才念生物系，现在是天壤之别啊，完全不同啦。从我们那时候开始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科大的生物就要求数理化。我们那个时候的课，有四分之一的人感到很难的，四分之一学得比较好的。那些课我没觉得那么难，倒非常想修选修课，这是我现在想起来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是没有选修课的。感觉容易得不得了的人也念这一点，感觉难得要死的、老不及格的人也念这一点，根本就没办法。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书好多看的，不像你们现在那么多书。所以我觉得现在有选修多好啊。要有选修的话我肯定会去选修一门艺术历史，因为我后来到了欧洲，去看各种各样的古迹和博物馆，我什么都不懂，法国的、意大利的那么好的东西我都不懂，像个野人。我要学过一点艺术历史的话我就可以好好欣赏。我在NIH的时候我们那个大老板，每次报告开始的时候总归是一张油画，或者一个雕塑，或者一个什么艺术品。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总能把这些艺术和他今天的talk联系起来。科学和艺术上相通的，但似乎没有很多科学家通艺术，也没有很多艺术家通科学，是吧？反正我这个人文化素养是很差的，但是我们后来想学也没地方去学啊。哪怕你喜欢什么，想到别的系去修点课都不可以的。
邓：您那个时候的科大学生数理化学得非常多，基础很扎实，现在科大五改四以后，基础课削减了一部分，但是很多学科，比如生物的某些方向对数理要求还是非常高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美国的大学都是四年制，英国的好像是三年制，俄国的比较长，是六年制。科大改成四年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因为许多学习实际上还是要到具体工作当中去学的。我们当时学得比较多，但是专业基础课倒并不是那么多，最后一年半才学一点，那些专业课要到工作中去学的，倒是一般基础课不要缺得那么厉害。我现在碰到好多学生，基本概念都没有了，最最基本的概念，是个大学生都应该知道的，他们怎么就糊涂了，所以基础课还是不要削太多。
邓：王老师，问您最后一个问题。科大的历史非常特殊，科大的校友对母校的感情都非常深厚，您认为我们海内外的校友对科大的发展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王：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和科大很密切，包括我周围的，生物物理所的科大的毕业的学生，没觉得很密切，我觉得还应该更密切一点，后来我们对科大的好多事情都不太清楚，我想可能还是自己的问题。我相信所有的科大人还是希望能为科大做事情的，特别是现在有科大校友基金会，有这么一些人，我觉得精神很可嘉。这些立足在中国的科大校友更应该有机会做贡献，但是如果要让我们非常主动的怎么怎么样，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只要学校一发话，我们都是二话没说的，别的我可能还推托一下，母校那是没说的，总归要去做点事情的。每次碰到朱校长我都表示接受命令。
邓：这个应该是学校来主导，而我们成立校友基金会也正是这个目的，组成一个校友的网络，校友基金会提出一个口号：Global Alumni Network。
王：还有呢，我们去给母校做些什么的话，用不着怎么怎么样招待，一切从简，只要给我们一个工作的条件，因为我们是去做事情的，校友是有义务的。
邓： 非常感谢您对科大的赤诚的感情。再次感谢您接受《校友风采》的采访，谢谢您与科大人分享您的经历，科大校友基金会祝您的事业更加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