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旭，福建晋江人，1977年文革后首次高考，初中辍学后仅在毕业班插班数月的他，作为浙江省名列前四的应届考生，考入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后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2年，王明旭等三名科大学生由中科院公派赴美留学。抵美次日，三位科大学生全部刷新多年来马里兰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最佳成绩，在该校与侨界传为佳话。1986王明旭获得激光物理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1984年受到里根总统接见。 1987年，王明旭博士以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最佳成绩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医学项目深造，并于1991年作为特级优等生（Magna Cum Laude），获得另一个医学博士学位。其后王明旭在费城Wills眼科医院、迈阿密Bascom Palmer眼科研究所受训实习。

1997年，王明旭受聘创建Vanderbilt大学眼科中心主任，现为该校生物工程系研究副教授，担任Vanderbilt大学眼科系住院医生培训部主任。开办有自己的眼科诊所，并以激光眼科纠正手术的精湛技艺闻名。 王明旭博士多次在《Nature》《Physics Review A》等权威杂志发表论文，1997年全美希龙奖学金（HEED），1998年获全美屈光和白内障年会的最佳论文奖；1998年获范登堡大学年度年青教授奖；1998年获美国“战胜失盲”奖学金（Fight For Sight）的科研基金奖，曾担任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署（FDA）眼科医疗技术审批委员会委员。 ]

与 眼 睛 跳 舞

——激光眼科专家王明旭博士专访

刘志峰（9500）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经王明旭教授本人审阅）

刘：王医生，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海外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 栏目的专访，您是科大校友中为数不多的医生之一，也是少数拥有双博士学位的校友，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

王：谢谢。

二 胡 映 怨

刘：听说你初中辍学，在医院打零工一天八毛钱，那时你对未来还有憧憬吗？

王：那是1975年，我十四五岁，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根据“先留”政策（每家一个子女留城），我可以留城，不能读高中，而且不了解政策是否会变。我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学业，放弃未来。

父亲请了老师教我二胡。同学上高中，我在弄堂口拉二胡，天气冷也要练，心里很悲哀：因为我一辈子就完蛋了。我想考音乐学校，但忽然又决定当年不招当地青年。

之后，父亲安排我到浙江医学院旁听，工农兵学员看到小男孩很好奇。其实我不想学：因为没有希望成为医生。最后我把基础医学课都读完了，临床实习时我被赶出来，医生的梦想又没戏了，我很懊恼，我跟父亲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政府不给前途，我要上街去跟朋友们做社会青年^_^。父亲很紧张：社会很乱，总要我学点什么。我遇到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待业青年——吴天马——是中国小刀会编剧的儿子，他父亲被关牛棚，含冤而逝。吴天马心怀怨恨，但却很有才华，他会写诗，希望我谱曲，我不会，但愿意去学。我和吴天马合作快一年，写诗谱曲很成功，但投稿不成功^_^：有首曲子写的是我们希望学习，表达了青年的呼声。当时没有出版社会发表这种稿子。我又发现作曲家也做不了。

我父亲有点灰心丧气，送我去做新华造纸厂包《毛选》。我想这辈子就这么过——每天八毛钱的卑微生活。这时我父亲拿了份《参考消息》回来，从角落里找到一则小文章——高考制度可能恢复，他又给我任务做，我不干了，因为他让我做的事情没有成功的（笑）。我并没有什么错误与原罪，但没有成长在正确的年代，没有选择职业与未来的机会，所以不想读。父亲说，今年高考你必须读。作为儿子我只能说“OK”，我连初中（知识）都忘了，要从头学起，父亲居然说不能去初中，你要直接去读高二毕业班。这不可思议，但他居然有理论支持：文革让高考停了十年，谁知道明年不会再停十年!

杭州十一中有位刘老师帮我以转校名义混入毕业班读两三个月。我高考考得还可以，心情不错，坏消息又来了：政府说今年原则不招收毕业班在校生。我的未来看起来又要破灭，我当时填的都是中小医学院，因为我曾非法学医。最终浙江省还是在几万人毕业班学生里选了四个人，我是前四名进了中国科技大学——从来没听说过这学校^_^！化学老师说这是中科院研究生读的学校，我大学都没有读，怎么读研究生？他说这是顶尖的，反正那就去了，能读任何书都不错。进了科大吴天马寄来一封特别的信，他看好我成为音乐家，认为我不该为了科大而葬送音乐前程。

从 猿 到 人

刘：吴天马说你进入科大是葬送音乐前程。因为科大，让你直到26岁才开始从医生涯，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在你不想从事的事业上，这种经历是不是一种浪费？

王：不是浪费。到科大读书，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科大对我有三个意义：第一，接受理工科教育；第二，这是脱离待业环境，继续学习的机会，让我读书，读任何书都可以；第三，那个年代读大学是成长的过程，我管它叫“从猿到人”。在学习知识同时，我对同学、师生关系，对社会的理解也一起成长。最理想状况下我是会选择学医，但那时科大代表唯一的机会，弥足珍贵。

刘：你是文革后首届大学生、大陆较早赴美读博的学生，你们早期留学生活与学习是怎样的？你创下了马里兰大学多年来研究生统考的最佳成绩，你们是否面临特别的压力，要证明中国人的实力？

王：对，79年中美建交，82年出来有我们三个科大学生，口袋里100美金不到，我们挤在没有窗口的地下室里，三个人加起来房租是100块钱。大陆学生上饭馆吃饭，记者都很感兴趣。我们下飞机第二天就研究生统考，完全没时间准备，全靠基础。事实证明：科大本科教育很好，我们考得不错，美国教授争着要当我们的导师。

刘：你曾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还受到里根总统接见，可见你的工作得到了老一辈美国领导人的认可。当时没有互联网那么便利的通讯条件，你们怎么克服地域分隔开展工作？

王：有个故事，我刚来遇到些台湾人，看到台湾报纸描述大陆留学生的小说，讲的是小刘是大陆来的学生，参加港台华人宴会，感到开完party之后让他去洗碗，都很幸运（笑）。我真的认为有责任让美国人、港台同胞改变对大陆的错误印象。

大陆学生多起来后，我参与学生的串连。我们只能打电话，写newsletter。每个月我们有电影晚会，把从使馆拿到的《子夜》《红楼梦》电影拿来放，让美国人，也让港台华人感到我们很活跃，有修养与爱好。84年里根总统准备访华时，想接见中国学生，所以就到白宫去，乔治?布什先见我们，说七十年代和夫人芭芭拉骑车逛北京的往事。我还问了一个问题：中国赴美留学生逐步多起来了，在华的美国留学生有多少呢？里根总统后来就和我谈了一些情况。

激 光 明 月 柳 叶 刀

刘：你初中辍学，却考取中国科大；毕业于化学物理系，却拿到激光物理学博士学位；26岁开始学医，却成为眼科专家。所以你擅长在跳跃性的转行，请问你怎样成功介入陌生的领域？

王：我发现美国好学生都愿意去读医学院、法学院，又开始考虑重温旧梦。我特地预约去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医学院负责招生的Dr. R Anderson，他是个坐椅子里的大胖子。我说想知道怎么进入医学院，怎么准备？他一下从椅子上缩了回去，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在哪儿读本科，根本不屑一顾，基本上是把我赶出来，他认为我缺乏医学预科背景包括中国教育质量，所以不用浪费时间。

我只好找回干劲，再来一次高考一样的奋斗，最后那年MCAT我最高，理工科都是满分，哈佛和JHU都接受了我。我琢磨：哈佛最好，但JHU给我的钱是历史最多的。我还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他就是大胖子Dr. R Anderson（笑），忘了把我和三个月前的门外汉对上号。他说“明，我非常希望你到JHU来，JHU给了给你的奖学金是历史上最多的”。我还是去了哈佛，因为气不过这个大胖子。

读医科时，我以第一作者在《Nature》发表过分子生物学文章，1991年作为特级优等生毕业。因为激光背景，我选择眼科，在费城Wills眼科医院受训，在迈阿密做Fellowship，1997年到Vanderbilt大学建立激光眼科系。

刘：很多人有这样的体会，美国全科医生反应迟钝，什么都不会，感冒不会治，让你多喝水，多休息；耳朵疼不会治，实在不行把你卖给specialist。但中国大夫往往直截告诉你滴眼药水进耳朵，马上见效。从这点来看，那你认为美国医学教育体系是否成功？

王：我父母做访问学者参加会诊也有这个印象：看到症状，根据临床经验，马上可以诊断；美国人却做很多的检查，最后什么也诊不出来。第一，美国医学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检查；而中国则根据长期临床经验和大量病例，依靠相当强的判断能力。第二，美国医学教育侧重逻辑性，所以美国医学科研是第一流的，这是思维方式不一致：就像美国人会用计算机运算，中国人用手甚至心算。第二，美国医学强调defensive medicine。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病人自以为是，喜欢控告医生。这种氛围下，美国医学其实一大半检查都不需要，临床经验可以告诉你是什么，但毕竟有10％的可能不是，所以检查无法避免，否则有闪失病人控告你。我日常行医，检查中defensive medicine作为依据的至少一半。

黄 金 手

刘：你提到美国病人不好伺候。你手术一旦有失，病人心灵的窗口也就可能永远关闭了，是否有病人控告过你？你怎样挥舞柳叶刀走向成功？中国病人通常并不控告医生，而是追杀医生。你与国内同行有不少合作，也在国内进行手术示范，对于国内的医患关系你是否有顾虑？

王：美国医生一辈子多数会被告，虽然我还没有被控告，这不意味着将来没人告。

1997年东海岸受训结束后我选择激光近视和远视眼科到这里。选择性眼科，更富有挑战性：病人有充分时间选择医生。田纳西属于美国南部，中国人少，白人医生开始说“来了个姓王的中国医生，而且要做激光眼科，我看他呆不长，得走人”，我只好潜心工作、提升形象与质量。别人拿价格做广告，我选择永远不打价格战，做汽车就要做奔驰宝马。我们需要创造中国人的形象。中国人爱做美国人不做的事，比如开中国饭馆^_^，当然不错。但对我更有挑战的是做美国人也要挤破头、争着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好。国内医生认为我诊所别样的是，我的病人99％是白人，而通常中国大夫专门吸引华人患者。后来我进入FDA panel，算是站住脚了，这里上层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基本上都有我。作为中国人，闯入主流社会，对我最重要。

在美国，把我们做的事情直接关系到中国人的形象，听起来有点理想化。最近有个艺术家介绍中国京剧，花一年时间准备一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很佩服他的干劲，买下一半门票，专门送给白人病人。

刘：一个短问题，你经常参加政党活动，那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王：（笑）我最近参加的是共和党，我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转变，现在是矛盾体。民主党对少数民族的关心，一直与我比较契合。随着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的改变，我也开始认同共和党一些理念，例如“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参议院领袖: Bill Frist是我的好朋友，我也参与了他99年竞选连任筹款活动。所以我感情上是民主党人，理智上倾向于共和党理念。

刘：你似乎没带眼镜，视力是一直很好，还是动过激光校正手术？

王：这问题很有意思，病人经常问。我有75度近视，不严重。如果要动手术，我要请最好的医生，但这是不可能的。

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得飞快，生理学、解剖学要学好，数理化也要学好。我走了很多弯路，读了三十年书，现在感到受益。作为激光眼科大夫，最好是懂传统医学，知道眼睛的结构与病理；也懂高技术，了解数理化、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好医生。激光眼科医生都会操作激光，就像人都会用计算机，但计算机出问题，他们总是说，“咱弄个计算机专家来搞定”。我的想法是成为计算机专家，成为激光专家，要用激光来决定那个人一辈子的视力。

刘：你的专访肯定会受到关注，因为科大拥有庞大的近视眼校友群，你可以给他们带去福音（王：笑）。请问哪些年龄、症状的人有必要来挨一刀，像我这样近视四五百度、奔三十的人是不是已经只能破罐破摔？

王：国内手术病例是30左右，超过35岁就不敢碰。我的病人平均55岁，这里技术发达些。国内角膜瓣全用刀切的，我们完全用激光切，非常准确。

激光眼科校正手术，关键是三点：第一越年轻越好，18岁以上可以做，上限由医生经验来把握。你快三十岁是么？那你相当好做；第二视力要稳定，不能每隔三到六月换副眼镜，慢性变化没有关系，不能有剧烈的视力变化；第三，眼睛要基本健康，也即带上眼镜之后视力是好的，不能有青光眼、白内障，这种情况下，我的成功率是99.8%，我引进的技术也非常新。三周前，我做了世界首例人工角膜和激光合并手术，这位病人失明四十年，九月份结婚要看未婚妻，我最近要到Florida、San Diego国际会议去展示这个新手术。我对技术得心应手，因为念过激光，可以调试激光。很多医生只能固定激光参数。整个美国激光手术，我收费最高，这里平均是1500。我做一个眼睛是3500美金。

刘 ：看来我要问医疗是否包括这个费用了。你要决定病人一辈子的视力，但我担心：硅胶隆胸术问世时受到了追捧，副作用多年后才广为人知，此时最早吃螃蟹的女士们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LASIK目前看起来很好，但是你是否确信几十年之后也不会有严重后果？

王：这个问题很好。美国是最后认可激光眼科手术的工业化国家，99年7月，我在FDA panel，作为primary reviewer，给我的任务就是approve，我花了三个月在世界范围内追访数据，最终我的报告被FDA接受，当时数据是9年视力稳定，所以FDA 认可的措辞是“stable so far in follow-up, anticipated life-long effect”。目前是14年为止保持远视力稳定，没有14年以上的数据。但读视力随着年纪增长，晶体变硬，收缩率降低，要带老花眼镜，这些跟正常人一样。你提到的长期效果的担心没错——不知道。病人如果问起这个，我一般给他看这些追访数据。

因 为 喜 欢，所 以 跳 舞

刘：你的一双手可以操刀、弹钢琴、拉二胡，还拖着舞伴拿过全美交际舞比赛的金牌。这双黄金手有没有给你带来浪漫的回忆？现在你还有那么多业余爱好么？

王：我在科大经常跳舞。现在仍然专攻舞蹈，每周花四五个晚上跳舞，我的舞伴是专业选手，我们搭配参加pro-professional（职业业余选手混合赛）。跳舞只是因为喜欢，比如拉丁舞强调爆发力，亚洲人一般不喜欢，我感兴趣。美国人要么对中国人不了解，要么觉得我们老呆在实验室，对文艺、社会、政治不闻不问，我们跳舞或许部分改变了这种印象。交谊舞这块地盘上没有比我跳得更好的。

我还是喜欢音乐，最近遇到一个南美来的吉他作曲家，我们在一起合奏，这周五会再演奏一次是《上甘岭》插曲《一条大河》（编者注：《我的祖国》）。我建立了一个基金会，资助失明病人往返旅费，我完全免费给他们做手术。所以需要筹款，我和南美的朋友Carlos Gonzalez。美国人很有趣，他们说“你是医生，还会拉二胡，不错啊”。他们不知道当年我学二胡的凄凉心境，完全是为了混口饭吃。我想演奏要选好听的曲子，所以选《一条大河》，他弹吉他，我拉二胡，真的是相当好听，非常感人！我也请了几位中国朋友，有位说那么多美国人听《一条大河》，哇哇鼓掌叫好，他们不知道来历是怎么回事：《上甘岭》是打美帝国主义的。我猜人性本善，虽然中美有争执，但美终究会打动所有的心灵。

刘：你掌管着一个基金会，也是筹款专家，也活跃在华人团体中，你是否听说科大校友自己的团体——校友基金会？作为洞察人类心灵的医生，你对于校友基金会有什么期待与建议？

王：我还不太清楚校友基金会的活动，但我认为这相当有意义，基金会一方面是support，另外一方面是help collect，帮助校友寻找适当的机会，例如深造。科大校友如果对激光医学感兴趣，想在美国到我这里进修，我乐意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技术上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因为我自己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这样的工作非常有意思。正如我乐意接受采访。并非自认为了不起，我感到对校友基金会有天然感情的认同，科大在我心目中很重要：科大作为国内最好的高校，全世界都有我们的同学，能让我们心手相连，建立网络，互通有无很好。

刘：你离开科大二十多年，对于和我们远隔重洋母校的发展，你有什么建言？饶子和院士接受基金会专访时立陈科大应该拥有医学院，但来自同一个研究所的王志珍院士却认为科大没必要贪大求全。我们把问题推给你这位医学博士，你认为科大是否有必要建立医学院？

王：回答科大的问题要根据需求情况，但应该肯定，科大要充分利用好它强大的数理化基础师资力量。举个例子，1970年MIT面临相同问题，两年调研后，董事会的结论是在波士顿，从需求说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MIT医学院。但MIT想充分利用它强大的科研师资。1972年，MIT和哈佛医学院决定开办一个联合项目，哈佛每年挖出30个学生建立一个小班，在哈佛念医学本科、在MIT念生物工程，这就是MIT的解决方式，科大或许可以获得启示，和兄弟院校联合建立医学院。我已经提到，现代医学侧重于技术，新一代的成功医生不是传统郎中，只知道些一成不变的传统医学，跟科大这样数理化很强势的学校连办医学院，从中可以获益。

刘：学者求真，商人求利， 你如何把握教授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大夫有大量手术等着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思考与研究？

王：我受父母影响很深，认为读些书还是好的，根本上我还是学者：我在Vanderbilt 有一个Research Assoc Prof职位，有自己的专利《眼膜无形眼镜》，有自己的研究组，每周开会讨论，做不同的项目。我最近刚出一本书《角膜分子生物学进展》，由美国眼科学会发表。我1/3时间做研究，撰写发表论文；1/3做日常手术，严格把关控制手术数目；剩下1/3主要用来诊断疑难病例，这些疑难病人往往原来手术不成功，要想办法修复，这更富有挑战性。只为赚钱，我可以做大量手术，赚钱过上好的生活没有坏处，但这非我所好，我追求的是建立世界上最好的眼科医院。正因为如此，我的病人打电话预约手术要等半年。我的诊所18个人，所有手术由我做，美国医生不会像我这样做：选择性手术，没有人会让病人等六个月，病人完全可能跑了，这对经营不利，却是我的折衷。

刘：最近的几次疫病流行，例如SARS，暴露出国内医疗体制的一些问题，作为洞察美国医疗制度的专家，对于改革中国现有医疗制度、提升全民保健水准、缓解医患矛盾，你有什么建言？

王：我有很多想法。国内大小医院差别太大：大医院，例如中山眼科医院，有非常先进的治疗技术；小医院可能落后几十年。美国因为交通、通讯发达，大小医院差别不大。如何提高国内医院整体而非大医院的水平，至关重要；关键是平均水平，这是国人忽视的。全民大众健康是靠这些地区性小医院来维持的。提到新技术，往往中国有，但仅限于几家好医院，这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关心最广大的民众能享受的医疗服务，应该胜过关心那些只有1－2％的人群才能享受的新技术。

刘：再次感谢您抽空和校友分享你的卓越经历，祝愿您的事业更加成功，也恳请您继续支持科大校友基金会！

王：谢谢你，也祝福并感谢校友基金会的工作。

致谢：林嵘珩校友（9600）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