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敏，防护工程专家，河北省青县人。1942年出生，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自甘寂寞的防护工程专家——访杨秀敏院士
刘志峰、张苏
刘：杨院士，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请接受基金会主席张上游教授的问候。科大有很多校友在国防战线上默默工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的发展奉献了青春和热血，可以采访您这样让科大感到自豪的学长，我们深感荣幸，请接受科大校友的敬意！
杨：谢谢。
刘：能否请您介绍报考科大，以及后来在科大求学的过程？
杨：我来自河北农村，家里离县城还有30多里地，所以我对现在的贫困学生问题深有同感，如果在60年代实行这个政策，我们很多同学都会上不了学。当时，科大学生是艰苦朴素的标兵，我记忆中从广东、福建来的很多同学都是赤足，像邓国华他们从南方来，没有见过冬天，可能都只带了草席，都是从山区出来的穷孩子。
60年代，每年国庆节高校都在天安门广场联欢，艺术学院、师范学院、民族学院的学生都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科大学生穿的衣服都打了补丁。我们讲究的不是穿。
刘：学校对学生有补助么？
杨：有助学金制度，我快毕业时，一级助学金大概是15元，基本上吃穿用都可以维持下来，国家都包下来了。
刘：我对您提到的光脚上科大有深刻印象。有篇文章描写何多慧院士，题目是《光脚走出大巴山》。我以为只有何院士光着脚，原来很多人都光着脚。
杨：是的，我们班就有同学光脚。他们到了北京，没法过冬天，学校发军大衣、发鞋子。这点印象我很深，咱们科大有艰苦朴素的传统，在玉泉路时读书风气非常浓厚，和同期别的大学相比更加刻苦。
刘：科大的学风仍然很好，所以说，不要命的上科大。您那时有这句话么？伍小平院士说过，当时科大教室灯火不息，这批学生凌晨三点下自习，下一批又来赶场了？
杨：当时科大自习室位置很紧，的确要排队等位置，教学楼的灯光确实很晚才熄灭，吃饭时，走在路上看书背单词的也很多、很普遍。我从最近去过科大的同志那里得知，勤奋读书的作风在科大仍然保持着，对此我很高兴。可以不谦虚地说，科大学风是第一流的，是当代青年人的表率。
刘：您的工作外界了解不多，您是否一直在总参工程研究院工作？能否在允许范围内介绍您这些年的经历？
杨：由于纪律限制，我个人的工作情况不能深谈，只好介绍一下个人简单的生活经历，你也别问我太多工作问题。记得在科大毕业时，同学们的志愿书上都写着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为国家培养了我们，只要国家需要，科大学生总是义无返顾的前往，参军更是光荣的事情。五系4专业共毕业26人，有4个人参军了。我本来要去新疆21基地，接收单位是国防科委，报到时却进了工程兵集训队。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工程兵三所的副所长王茹芝教授把我们从去21基地的名单中截留了过来，她是参加过第一次核试验的人员中唯一的女爆炸专家。
三所是63年成立的防护研究所。文革期间，作为保密单位，被限定在三个月内全部搬到外地，说是在洛阳，其实离洛阳还远着呢。研究所就建在山沟里，在山沟两侧阶梯状的山坡上盖房子，几乎没有两栋楼的基础是处在同一平面上。从科研环境的角度来看，这里条件还不错，远离尘嚣，十分安静。我在那儿工作了整整20年。
我家属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她从天津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婚后她留在北京，与我两地分居18年，这期间，我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家务都是她一人承担。我先后多次去西北参加核效应现场试验，每次出去，按照规定连信都不能写。（刘：她也不能来看您？）她可以到单位去探亲。到了84年，我儿子已经读高二，很快就要考大学了，女儿正在念初一。她写信告诉我说："家里其他事情都能应付，但儿子考大学却不敢保证，考不上你可不要埋怨我。"为此，我向领导提出调动的申请，领导照顾我，于当年年底调我到现在这个设计所。
我儿子按预产期应该在68年底出生，当时我请探亲假回京，结果过了预产期好几天还没生。因为一月上旬我又要到西北出差，耽误一天都不行，急得我没办法，就去请教医生，医生建议孕妇多活动活动。我就带着爱人从东郊的酒仙桥坐公交车来到王府井，逛了半天商场，又到景山公园爬遍了五座亭子，转了一天才回家。当天晚上儿子就出生了，我高兴地对医生说："你教的办法还真灵。"医生却说："我是让你带她到操场上转转，不是去爬景山，她要是在半路上生了怎么办？"孩子元月五日出生，只在医院里住了三天。八日上午我把母子接出院，买了一大筐的白萝卜、红萝卜、白菜等，我想够她吃一冬天了，当天下午就坐火车去了西北。
刘：您只买蔬菜，没有买肉和鸡蛋给您夫人？
杨：那时没冰箱，肉不能放。另外我把我母亲从乡下接过来照顾她们。等到下次探亲时，孩子已经会说话了。
刘：您女儿出生的情况呢？
杨：我姑娘出生的时候，我正在洛阳搞数值计算，编一个比较大的程序。搞过计算的人都知道，要是程序卡在什么地方，那是吃不下睡不着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守在机房里。我家属提前来我单位，住在招待所，那天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没事，我就去机房了。晚上，一位同住招待所的邻居跑过来说："你怎么还在这儿？你家属都生了。"原来邻居们已经把她送到了医院，等我赶到那里时女儿已经出生了。医生责怪我："像你这样当爹的，真够呛！"我说"第一个孩子拖了很长时间，没想到第二个这么快。"反正两个孩子出生时我都闹了笑话。我亏待了老伴，也亏待了孩子。我曾对孩子说，我们家的军功章有一半是你妈妈的，你们两个孩子各占四分之一，我一点儿功劳也没有。
我一直很少过问家务，也不会做饭，一个人时只会煮方便面加鸡蛋。正因为家务分担少，能够专心工作，这也成就了我，在业务方面成长较快。如果说，我在同期同学中业务有点冒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两地分居，家庭责任由我家属全部承担了；二是文革我没有受冲击，那时参加核试验工作是专项，上面规定不能受冲击。我的同班同学中很多人学习成绩比我好，但他们毕业后被"文革"耽误了时间，没有机会专心搞业务，使他们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不然，他们的工作业绩肯定会超过我。
当时单位很看重我们这些地方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从科大、北大和清华等名校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承担了理论性强、需要攻关的课题。形势逼得你必须马上承担起这些任务，因为领导看得起你啊。学校是打牢基础、开阔思路的时候，能不能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开始工作那一阶段很关键。我正好赶上一个安静的环境，这二十年内，我基本上一个人一个宿舍，经常晚上看书，有时不知不觉的天就亮了。搞理论攻关，就需要数值计算。那几年，几乎各种计算机我都用过，从108机到后来的西门子机；编程过程中从汇编语言到Argol、Fortran等语言都学过、用过。
刘：现在的PC机您用么？
杨：用。85年我刚到四所时，PC机在国内刚刚出现，我意识到大型机可能要落伍了，就鼓动室里去买PC机，到87年花了2.８万人民币买了一台XT机，这是当时全所的第一台微机。90年后我当了研究室的主任，就给室内的每个年轻人都配了一台电脑，从286、386到486，逐年升级。搞研究的用微机计算，搞设计的用微机画图。我们这个室最先实现了100%的计算机出图率，还用微机画三维立体地形图和建筑渲染图，效果很好，当时这还是很新鲜的事情，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95年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我52岁。科大力学系毕业生中当选为院士的还有吴有生，他是595的，曾经担任无锡702所的所长，他也参加过西北核试验。我俩都是42年出生的，在工程院院士中，算是比较年轻的。我认为，能够评上院士的确是一种机遇，我不觉得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换了其他同学到我这个位置上，或许做得比我更好。我不喜欢记者把个人拔高，我很怕记者把我写得变了形。我曾建议院士要远离媒体，避开炒作。当然我们是校友，可以随便聊聊，我们的谈话内容，如果对年轻学生有帮助，我感到高兴。
刘：据说最早原子弹爆炸时，只能靠那些可敬的飞行员穿越蘑菇云收集实验数据。您曾经遇到过那些危险？
杨：我研究的课题是核爆炸成坑过程和爆炸波在岩体中的传播规律。那年我去参加触地核爆炸试验，由于辐射剂量较大，场区领导规定爆后不允许接近爆心200米以内的区域。但我特别想看看实际的核爆弹坑是什么样的，就与另外两位同志私下商量好，借回收测量仪器的机会偷着去看一次。当时，我们穿着防护服、带着防护面罩，身上各带着一支剂量测试笔，它的最大量程是５伦。看完弹坑回到驻地一瞧，剂量笔的指针已经弯到一侧回不去了，严重超量程。本来场区规定，每次进场的最大剂量不得超过３伦，那次受了多少剂量已经无法搞清。当时我们年轻，不太在意辐射剂量问题。事后我们商量好谁也不许对别人讲，后来上了年纪说起来也只当作笑料。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是这样，不太考虑个人利益。例如那时午饭都在现场吃，戈壁滩容易起风，常常是把饭和沙子一起吃下去。场区进行过多次核试验，沙子中肯定含有剂量，具体有多危险，谁也说不清楚。晚上睡在帐篷中，到处透风，早上起来被子上总有一层细沙。大家都习以为常，反而苦中作乐，过得很愉快。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后遗症，只是头发掉得多些，过早的谢顶。那时候流行一句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得有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
刘：五十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靠坚不可摧的防护工程也就是坑道和意志，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美国人最近打的三场战争，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导弹、深钻地炸弹、联合攻击炸药大出风头。您是中国防护工程的权威专家，再来一次中美对抗，我们的防护工程能扛得住么？
杨：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不希望中美之间再打仗，这对双方都不是好事情。从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的十余年内，爆发了几场以美国或北约军队为进攻一方的局部战争，从中可以窥见未来高技术战争的某些特点。站在工程防护的立场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地空天一体的全方位侦察提高了战场的透明度和对防护工程的发现概率；兵力和武器的远距离投送降低了阵地工程纵深配置的价值；精确制导打击手段提高了对地面和浅埋工事目标的毁伤能力；电磁脉冲弹等软杀伤武器的出现对防护工程内部的指挥设备构成了威胁；战争爆发的突发性和军队的快速机动大大缩短了阵地工事的构筑时间等。对付这种进攻作战方式，必须采取新型的防御技术手段。
伊拉克南部处于平坦的荒漠地区，没有可以作为防守依托的地形条件。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人搞的所谓"萨达姆防线"，只是用沙土堆积而成，他们仍然采用二战时期的线性防御对策，当然经不住多国部队地毯式轰炸和精确制导炸弹的袭击。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部队则充分利用了巴尔干地区多山的地形，将部队和武器装备隐藏在预先构筑的坑道工事内。所谓精确制导炸弹，虽然能够摧毁地面以上或坑道口部附近的一切建筑物，但对深埋在岩体中的防护设施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在北约78天的长期空袭中，南联盟的武器装备损失很少。但是，由于南联盟国土狭小，不利于防空，从意大利起飞的飞机几分钟就到（南）首都了，人家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致使许多重要经济目标遭受严重破坏，从而丧失了支撑战争的能力，最后只好被迫接受了停战条件。至于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广大老百姓已经唾弃了当权者，军队也纷纷背叛，这样的战争进程就不能单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了。
中国不同于伊拉克，我们到处都有可以构筑坚固地下长城的山地地形，从而在敌人空袭阶段可以有效保存我军的反击能力；中国也不同于南联盟，我们有着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敌人的空中打击绝不可能使我们屈服。因此，一旦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高技术局部战争，地面作战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当敌人实施地面攻击时，其远程打击火力将难以发挥作用，武器装备的优势也会大打折扣，战争的进程就与以往的战争有些类似，很有可能形成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那样的局面，那是西方人最不希望看到的。当然，我们也不会光等着被动挨打，我们也有反击手段，不会让敌人轻易得逞。总之，中国人历来就是个防御性的民族，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一向热爱和平，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的头上，我们肯定能够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刘：有人说，南联盟打下的F117是中国兰州军区部队的雷达打下来的，是么？
杨：这个我不知道。
刘：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故事，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中国最具有穿透力的导弹能否炸开中国最坚固的防护工程？
杨：我送你一本我写的科普书《中国筑城史话》，你问的问题，我能够说的在这本书里都写了，你看书的提要中也讲了矛与盾的故事。
刘：能否请您为现在科大的在校学生提一些希望和忠告？
杨：我对科大的学生提点建议，希望在学校里多学习些东西，把知识面铺得宽一些，将来毕业后就更容易适应工作，某一门功课可能用得上，也可能用不上，知识面宽了就能应付各种局面。此外，尽管咱们科大属于理工科大学，也要有一定的文史基础。现在从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实在不应该。理科学生一点文史知识都不懂，文章都不会写，这点我深有体会。这几年，我和清华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这些学生的业务能力、外语和计算机都令人满意，就是写出的文章让人头疼。他们看多了外文，写起文章来都是倒装句，绕来绕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有时三四行没有一个标点符号。我对学生的博士论文总要大删大改，有时脾气上来一边改一边骂：学过语文没有？过去哪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希望科大的同学不是这种样子。增加一些文史知识，除了能提高写作水平外，还能拓宽思维、陶冶情操，对青年人是大有裨益的。
刘：郭老对科大学生讲过，科学家讲点文学，文学家讲点科学，和您的意思一样。从建校开始，郭老就为科大请来了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哪些名家给您上课？
杨：我们普通物理是严济慈先生教的，声学是马大猷先生教的。华罗庚、李四光都给我们做过报告。那些大科学家给我们讲课、作报告很生动、很吸引人。可惜我是北方人，严济慈副校长是江浙人（刘：浙江东阳人），口音没有变过，第一学期上课我光听见"吱嘎吱嘎"，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内容，下课后只好抄同学笔记，半年之后才渐渐适应。我们系的第一任主任是钱学森，给我们上过课的还有郑哲敏院士、童秉纲院士、李敏华院士、朱兆祥、谭庆明、杨振声等老师。我对童老师的印象很深刻，他是从哈工大调过来的，当时三十多岁，很年轻，长得很帅，下课后经常打羽毛球，现在已经是满头白发了。当时科大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力学所比较知名的专家都到我们力学系来讲过课。对青年学生来讲，知名专家上课可以开阔思路，也是一种激励，老师们编的讲义实际上都是当时这个学科的最高水平，其他在京的大学谁也没有这种优势。后来科大迁到合肥，这种优越性也随着失去了，很可惜。
刘：科大第一代的校友大多数投身中国尖端科技和国防事业，文革之后的第二代校友，有近万名选择了出国，这也导致了海外校友基金会的诞生。您如何看待这两代校友的不同人生选择。如果您在文革之后进校，是否会选择出国？
杨：这很难说。我上学时抱着富国强兵的心思来学习，毕业后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工作，这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理想。现在听说70%的科大学生出国，这也是件好事情。从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有过几次大的出国浪潮。从严复、孙中山到鲁迅、郭沫若，从文史到科技，人才辈出，他们学成归国后，把国外先进的思想带进国内，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建国后，又有一批学者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参加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包括钱学森、朱光亚等"两弹一星"元勋在内，为国家的强盛立下了大功。
我很喜欢古典的东西，你看我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古典书籍，《二十四史》、《春秋经传》、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应有尽有，没事时我经常翻阅。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一名中国人是值得自豪的，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不象某些暴发户那么浅薄。历史上，中国曾经强盛过，也曾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是在最近二三百年才落伍了。我相信再过一个世纪，中国一定能够再次辉煌。我希望在海外的科大校友，多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也不要丢掉祖国的传统文化，以后有机会回来报效国家。
刘：最近到国防科研战线的科大学生相对较少，您是否感到遗憾？新形势下，军队靠什么吸引地方人才？
杨：军队科研单位吸收高层次人才，现在确实比较困难。地方院校的人才来得少，只好依靠部队院校来培养，这种局面对军队、对年轻人都不是太好，值得改进。实际上，地方院校毕业生到部队后很容易冒尖，可以大有作为。部队科研单位承担的任务基本上是稳定的，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延续一个研究方向，直到这个课题彻底解决。不像地方单位或公司那样，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缺乏稳定性。科大学生如果愿意到军队来，是有发展机会的。过去，在军队学术会议上经常会遇见科大同学，现在少了。当然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道路更宽广了，这也是好事情。
刘：看得出您对科大非常关心，对科大建设和发展有什么期待？严济慈老校长曾经对科大提出过"创环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目标，科大应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杨：由于长期脱离教育行业，对学校的发展提不出中肯的意见。前面说过，科大迁到合肥以后，原来"所系结合"的优越性不存在了。但我想，我们这几届毕业生中很多人分到科学院工作，现在基本上都退休了，科大可以从中组织、挑选一部分人，到科大去讲课或工作一段时间，向学生们传授他们一生研究的经验和心得。科大的海外校友比较多，这也是科大现在的一种优势，应该充分利用海外资源。此外，我们除了合肥这个基地外，在外地可以筹建一些分支机构，听说正在苏州建研究生院，这个主意很好。
我曾有过几次机会可以去科大，86年从上海回北京的途中到科大转了一圈，停留过一天。后来好几次都没有去成，很可惜。98年四十周年校庆时也收到了邀请函，车票都买好了，我们班在北京工作的十多个人约好一块去。但由于单位临时有重要事情把我留下来，结果没有去成，十分遗憾。不过后来我又有些暗自庆幸，听说学校把几个院士都弄到主席台上，还把照片贴到橱窗里（学校档案馆），阿弥陀佛，幸好没去，不然让我坐在主席台上可受不了。
离开科大越久，对母校的感情越深。平时，有关科大的事情我都很关心，凡是和科大有关的信息，一概不会不放过。前些年高教系统搞合并，我们几个在京同学听后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拉郎配，单凭人数多是办不成世界知名大学的，担心科大也被合并，把学校自己的特色搞丢了。后来听说科大维持原样，我们都十分高兴。我希望科大越办越好，希望海外校友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再次感谢您接受校友基金会的访谈，也再次对您为中国国防科技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致敬！
Contact us: otcjoeliuAAA at yahoo.com.cn (Anti-spam prevention: delete AAA first and replace at with @ please )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