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剑 李 东

[『作者简介』庞剑：1996年获得俄克拉荷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机械工程博士，现任福特汽车公司高级工程师 。

李东：1980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5年获得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机械宇航系工程博士学位。 现任福特汽车公司高级工程师。]

几年前就听人说起过陈以龙。当我们在谈论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成功地生产“别克”车，并在竞争中击败了福特汽车公司时，有人说这是因为“通用”起用了几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他们对中国国情十分了解，而且人生阅历丰富。

后来得知陈以龙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来到底特律北边的圣特.克莱湖畔，以龙的住所就在那里。从以龙客厅里望出去，圣特.克莱湖看上去象大海一样辽阔，对岸的加拿大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视野里。微风吹在淡蓝色的湖面荡起浅浅的涟漪，灿烂的阳光照射到水面闪着鳞鳞波光。几艘游艇架起了白帆在自由飘荡，而摩托快艇在潇洒地驰骋，湖面泛起一道道白浪。微风不时地将湖水的清新味吹过来，顿时令人产生一股远离尘嚣的感觉。

见到以龙时，与我们想象中的他有一段距离。原以为像以龙这样见多识广的风云人物会有几分锋芒，而眼前的他却十分温和谦虚，温文尔雅。尽管以龙到美国已经二十二年了，却没有一丝做作的洋味。以龙中等身材，头发乌黑，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青不少。在采访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发现以龙谨慎而幽默，思维敏捷，谈吐中透着沉稳和智慧。

(一)艰辛的少年时代

以龙1945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以龙的祖上是福州的望族，在著名的福州“三坊七巷”享有盛誉。曾祖父少希公是清朝一品顶戴，曾任江苏按察使及钦差大臣出使欧洲。本生曾祖母杜夫人是北洋政府总理杜锡硅的胞姐。祖父承继了大量财产，但祖父长年赋闲在家，只会吟诗作画，坐吃山空，加上社会变迁，家道中落。以龙的外公曾经是上海南市及福州电报局长。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秀外慧中。

在以龙的童年时代，父亲在邮政局做事，收入在当时来说是十分丰厚的。以龙在福州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但他体弱多病，无法上幼儿园，全靠母亲在家里照顾，并适时给予启蒙教育。以龙对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羡慕不已。因为没有上过幼儿园的以龙在家里“囚禁”太久了，所以他上学以后就特别喜欢学习，就格外珍惜学校的时光。后来，父亲被调到福州附近的莆田县任邮政主任，全家迁到莆田。母亲在家里教以龙功课，龙功等身体好些后，就跳级插班。由于他天生好学，总明过人，学习成绩很快就名列前茅。

以龙从小学习就非常自觉，该温习的功课、该作的作业从来不用大人督促，如果要随家里出去做客或是看电影，他总是先都把该做的作业作完。他一上学就很快当上了班上学习委员，以后又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小学毕业，他被保送到省重点中学莆田一中。这个中学以学生生活艰苦朴素，学习刻苦而远近闻名。以龙刚刚开始跨人中学，家庭却蒙上了一场大变故，父亲因为得罪了当地干部等原因而丢了差事，家庭生活一下子没有了着落。这样全家被迫迁回福州，而以龙暂时留在莆田，因为回福州一下子转学进不了好的中学。

父亲回到福州，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就在誉印社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不高。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在福州郊区的一所幼儿园工作。在莆田独立就读的这一年是对以龙人生的第一个大考验。他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宿舍里是一个挨一个的双层铺，上铺睡个子大的，而下铺则睡两个人，一人一头，一人出被子一人出席子。以龙是城市户口，还有商品粮食供应。而农村的同学每星期都要回家，从几十里外的家里背地瓜干到学校作为粮食。以龙接触到下层社会的人们，自己虽然在经历一种磨难，但那些农村同学的生活比他更差，这也就增加了他克服困难的勇气。他更加奋发自强，以书本为伴。既克服了寂寞，又打下了苦读的根基，人生的孤独离他逐渐远去。

一个学期以后，以龙搭坐一辆货车，渡过闽江，回到福州的家里。那时以龙的哥哥已经考上复旦大学，母亲和妹妹住在郊区，而以龙为了在省重点的福州三中念初中，就和弟弟住在城里的老家里。母亲靠着在幼儿园微薄的工资独立抚养着以龙三兄弟和妹妹。以龙和弟弟在街道食堂搭伙，在食堂蒸饭，没有钱买菜，连青菜都买不起，几乎天天都是靠咸菜度日。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到郊区母亲那里吃点青菜。有一次母亲到城里看望以龙和弟弟，她看到兄弟俩吃二分钱一碗的酱油葱花汤。当她听以龙讲吃一半还要留一半给下顿时，母亲伤心得直掉眼泪。为了贴补家里，以龙在中学阶段一直勤工俭学，在课余时间、暑假里糊过纸盒，订过讲义，抄写档案，赚的钱一分不少都交到母亲手里。即使这样，以龙仍取得全班学习最好的成绩，还担任班干部等许多社会工作。老师们都很喜欢这个学生，同学们也都很佩服他。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以龙就幻想着自己长大了考上好大学，将来当科学家。这理想在整个中学时代都激励着以龙。这也使得以龙对生活上的艰辛甘之如怡。初三毕业时，同学们都认为以龙会被保送到本校读高中，因为他的成绩几乎是全年级最好的。可是他没有被保送，因为他家庭成份是“职员”，而被保送的是个成绩平平而工农出身的同学。以龙心中憋着一股气，心想三年后一定要考到名牌大学去。以龙成熟得早，为了鼓励自己，他居然刺破手指，手写血书“发奋图强”，然后把这四个大字挂在墙上勉励自己。

在整个高中阶段，以龙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以龙虽然选的是理工科，但文科也很好，在高二及高三时，他连续两次获得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另外，他还当过班里班长及团支部组织委员等，他年年被评为全校三好学生。以龙业余兴趣广泛，喜爱音乐，文学艺术，口琴也吹的非常好。只是那时因为营养差，发育晚，一直到高二，以龙都几乎是全班个子最小的，体育上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1963年，以龙高中毕业时，成绩出类拔萃。福州二中的校长很高兴，就建议他报考中国科技大学。以龙对大学专业的设置不清楚，只知道科大是搞卫星、火箭、原子弹等尖端技术的名牌大学，就答应了。校长帮他填自愿，选择了化学物理为首选专业。以龙只知道化学物理是从事火箭发动机高能燃料研究，是尖端技术。当收到科大录取通知书时，以龙欣喜若狂，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以龙住的是三进的老式大房子，有许多邻居都看着品学兼优的以龙长大，平时在生活上都很愿意帮助他，现在看到以龙考上中国科大，都为他真心感到高兴。邻居们知道以龙家境困难，就自动凑钱，帮助以龙筹集上北京的路费。这么多年过去了，以龙回忆起来，还难以抑制感激之情。

以龙要北上读大学了，要去实现人生的梦想了，他激动不已，美好的未来在召唤着他。但以龙也舍不得离开母亲。以龙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深，他母亲出身名门闺秀，后却历尽磨难，独立将三子一女培养成人，自己再苦也不求人，答应了的事自己再难也要办到。所有邻居、亲戚朋友，有口皆碑，都钦佩以龙母亲的为人。以龙受母亲的影响，潜移默化，也继承了他母亲许多的优秀品质，自立自强，重诚信，有责任感，即使以后作出了一番成就，也照样谦虚谨慎、不张扬。

(二)求学“科大”--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1963年仲夏，以龙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母亲、弟弟、妹妹和同学们为他送行。母亲一直在流着眼泪，望着即将远行的儿子，心中悲喜交集。以龙却笑呵呵地跟大伙告别:_告别他的故乡，告别他的亲友，也同时告别他的过去，向着一个不知的未来进军。

以龙乘坐火车到上海时已夜半时分。走出上海火车站，整个城市笼罩在朦胧的灯光中，街道上有轨电车不时地传来“叮当、叮当”的铃铛声，在静谧的夜晚显得格外地清脆。上海对他来说十分新奇，即便在深夜他也感受到了大都市的气派。因为当时津浦线发洪水停驶火车，过了两天，他乘坐轮船到天津再转北京。在大海上以龙尽情地看着沙鱼在船尾跳跃、欣赏着火红的海上日出日落。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心象大海一样宽阔和不平静。

科大在北京火车站设有迎新站，高年级的学生把以龙接上了汽车，在经历了几天的长途跋涉后，他只觉得头重脚轻。高年级学生介绍的科大情况提起了以龙的精神，然后他在车上就开始学唱科大校歌。经过长安街时，以龙眼睛一亮，他看见了天安门城楼和宽阔的广场，他顿时激动起来。这一切仿佛是在梦中。

考上科大是以龙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以龙的入学高考成绩是化物系全班最高的，他也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更多的是庆幸自己幸运，他知道有几位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成份问题而没有上成大学。能考到科大的人都很聪明，竞争也激烈。开始以龙还有点担心学习跟不上，第一节物理课上，老师一到黑板上就写起了微分方程，一下子就把全班给懵住了。但以龙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环境，他的成绩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

科大是中国科学家的摇篮，科大的学风也非常好。同学们出自内心对发展中国尖端科学充满热爱、自豪感及责任感，每一个同学都非常刻苦。科大非常重视数理化基础训练，以龙记得当年曾估算过，光是数学微积分的习题，就做了几千道。做大量的习题，对一些概念的深刻理解非常有帮助。

科大的校风十分纯朴，没有比吃比穿，连很多高干子弟生活都非常简朴。大家比的是读书，夜深人静的时候，教学大楼通常是灯火通明。当时流传这么一句话“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从来不开夜车的以龙听说科大很多人都开夜车，但并不清楚开夜车有多利害。有一次“五一”节他在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后回到学校时，已经是子夜时分，但整个教学大楼依然是灯光通明。

一进大学以龙就当选为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那时侯的政治气氛很浓，班上团支部的权力很大。难能可贵的是以龙有意见当面提，从不说大话和废话。即使自己受到被指责阶级斗争观念薄弱的压力，也不肯加入“整人”的行列。吃苦吃亏的事情，以龙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而宽于待人，所以他在班里的威信高，且人缘极好。在文革前，以龙年年当选为班干部。在文革中即使两派分裂得那么严重，不管哪一派的人都与他关系很好。在组织能力上，以龙在大学里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大学里的伙食比起以龙在中学时吃的咸菜好多了。以龙高中毕业时体重才88斤，进了大学才真正开始发育，个子也长高了15公分。个子一长，以龙开始喜欢上了篮球。几乎每天课外活动时间都打篮球。很快他成了班上的五大主力之一，后来又成了系代表队。以龙平日里象个白面书生，要不是亲眼看他驰骋在球场上，很难令人相信他的娴熟球艺及虎虎生气。那时侯的他体力充沛得似乎永远用不完。有时跟外班赛篮球，五个主力从头打到尾还嫌不过瘾，赛完后自己班上再分开接着打。以龙的心脏及体能很好，他认为跟在大学的锻炼很有关系。这点与其少年的体弱多病，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也说明了天赋的遗憾，有时会被后天的努力所克服的。以龙酷爱音乐，尽管他学习、社会工作繁忙，他还参加了科大的管弦乐队，是个小提琴手。可惜那时不让拉“封资修”的练习曲及作品。尤其是文革中参加演出，整天拉的是红色娘子军及白毛女等样板戏或现代芭蕾舞剧。

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的学业，国家对他们寄予着很高期望。学校有许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不许谈恋爱。可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情窦初开的以龙喜欢上了外系的一个漂亮才女。她的才干、那优雅的神态和甜甜的微笑，在以龙心中激荡了整个大学时光。但在那个时代，他不敢有所表示，而将这份情感埋在记忆的最深处。这是一份遗憾的情感，但这股淡淡的美留给了他无限想象的空间……岁月如烟，三十年后他们不期而遇。一个早已在美国取得博士后留美工作，另一个也在欧洲拿到博士后留欧工作多年。没了当年的激情，却多了无限的感慨。还是把这段现代青年已经无法想象及理解的酸甜苦辣都送回到那如梦如烟、万里之遥的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园吧！

那是一个极左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都带着很强的时代烙印。有一次，同学们开会讨论一个问题：“公社的猪掉到洪水里了，你知道自己不会游泳，跳下去会死，你该不该跳下去？”讨论的结果会令今天的人吃惊：“跳，我们不应该考虑自己会不会游泳，而应该首先想到猪是公社的财产！”竟然人不如猪！

在文革中，以龙和班上的同学也响应号召“串联干革命”。以龙曾徒步从广州走到江西瑞金井岗山，甚至后来出生入死跑到四川彝族居住的大凉山。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世上还有如此落后愚昧的地方。但是文革中的许多作法令人心悸，让昔日温馨朝气的校园气氛荡然无存。以龙看到系里一位留美归国的教授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批斗后，每天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站在从宿舍楼到食堂的路边低着头请罪。以龙亲眼看着他这个大个子男子汉，眼泪一颗颗地往下掉，一颗颗砸在水泥台阶上，仿佛砸在他的心里。

一天夜里，以龙发现校园后面的宿舍楼乱烘烘的，原来一群人在拳打脚踢一个老师来探亲的老父亲，说他是逃亡地主，当夜被打成肺破裂死在那里。在大串联的火车上，以龙看到一个被一群中学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的女人，那女人眼睛里呆滞目光让人心悸。以龙回福州串联时，特地去看望他十分尊敬的老邻居物理教师，那时他也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斗、关牛棚和拉板车。这一切让以龙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及反感情绪。乃至他后来亲眼目睹六七年在四川成都、重庆和南京的血腥武斗，甚至北京每一个大学里也都分成两派，昔日的同窗，今天以大刀长矛相向，让以龙百思不得其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这一切让以龙对政治有看破红尘之感，中国人斗中国人，亲人斗、朋友斗、师生斗，甚至自己跟自己斗，厌恶之余，他下定决心，自己这一辈子再也不与政治沾边！

1968年秋天，以龙面临着毕业。他和同学们得知他们中的大部份将要被分配到工厂和农村基层时，就派代表去找钱学森和系主任郭永怀。科大化学物理系是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设制的，并由钱学森教专业课。这个班每年一共只有二十八个人，学习火箭发动机高能燃料，他们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希望，是未来的火箭专家和空间技术专家。可是钱学森当时也无能为力，他自己也在受批判。分配时，以龙班上绝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基层和边疆，其中七个人分到大兴安岭伐木。以龙则被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

以龙和同学们情绪低落，对未来一片茫然。科大，这科学家的摇篮，今日成了他们的伤心地。这批中国的高才生们，这批中国的希望，这批可能会成为尖端技术的专家们，在他们生命最美好的时候，不得不舍弃美好的希望和奋斗目标，而步履艰难地走向前途渺茫的未来。但多年之后，每当以龙回忆科大这五年，他认为虽然最后两年在动荡中度过，但前三年的学习还是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他学会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了自学能力和组织才干，并且也练就了一副好身体。他尤其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思考，保持良知……这校园里的点点滴滴，对他以后的生涯帮助非常大。

(三)蹉跎岁月

1969年新年刚过，以龙到洛阳拖拉机厂报到。

以龙刚到厂时还比较高兴，毕竟这是一个国营大厂，比起那些去大兴安岭和边疆的同学好多了。可是到厂没有多久，他就被分到铸造总厂的铸铁厂做模具造型翻砂工。那是厂里公认的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那里几乎没有干过十年以上的老工人，时间长了，多数人因为伤病而离开。干活的都是“臭老九”和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

他们上班前要脱光全身衣服，只剩一条裤叉，再穿上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带上柳条帽和口罩。即使在盛夏也是如此。下班后再洗澡换回原来衣服。机器造型不象手工翻砂造型，不但劳动量大，而且流水线逼得工人八小时没有一分钟能停下来，连上厕所都要轮换着去。快去快回，因为到时一台翻砂机上三个人顶四个人的活干，手忙脚乱很容易出事故。车间里沙尘滚滚，几米外就看不请人影，矽肺是常见的职业病。那脏，那黑、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渗透到每一个毛孔里。化铁炉前的烘烤和炽热，使得工人们不断地喝水也不停地出汗。即使每星期都要用硷水煮洗，那工作服还是黑的不见劳动布本色。那上面汗水盐迹斑斑点点，重重叠叠，一圈套着一圈。车间里充满各种巨大的噪音，连对面讲话都得大喊大叫。工伤事故之多，手脚骨折是常事，怪不得其他工种的工人们连到铸造车间里转一下都不愿意！和许多工人一样，以龙的工作服外面束一根草绳，中午饭后在车间外面找个干地方随地一躺，安全帽也不脱，枕着一块随手拿来的耐火砖，哪怕是几分钟，也能睡上一觉。

即使劳动量极大，工种又危险，以龙并没有抱怨，想想他那些在兴安岭伐木及在黑龙江农村教书的同学们，他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以龙与工人师傅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纯朴的工人师傅也时时处处照顾他。以龙与其他共同分去的“臭老九”们相处也是十分融洽，尤其是与同宿舍的室友们。他们下了班一起谈天说地、下围棋、自制煤油炉、凑份子买西瓜水果，周末半夜里出动抓青蛙。有一次，五个人出动抓了五只青蛙。回家的路上跑了一只，结果拿回四只青蛙用煤油炉煮了一大锅汤，其中的汤味只有天知道。他们还利用夏天天热，车间放假双休日到华山去玩。当年毛泽东在万人欢呼声中潇洒横渡长江的那一天，以龙他们五人正在华山西峰顶上。夜里在庙里过夜，五人挤在一起还冻得直发抖。要不是劳动实在太累，前途茫茫，这苦中作乐日子倒也过得下去。只是这日子越过越没个尽头儿，让“臭老九”们个个情绪消沉。

文革搞到七十年代，人们看腻了八个样板戏。物极必反，开始找“封资修”的东西了。只要哪个人想法弄到一点新鲜玩意儿，大家就偷着、轮着看。在这一个时期，以龙猎获不少西方名著，从耿更斯、莫伯桑、果戈理的名著到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集。或许是从他母亲那儿遗传，也或许是郁郁不得志的境遇使然，以龙对唐诗宋词也特别喜欢，手抄及背诵了不少经典。但这一时期以龙最投入的末过于拉小提琴了。他辗转弄来了霍曼小提琴练习曲，又手抄了不少名曲，拜了一位从天津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做老师。天生对音乐的爱好，加上现在又有了时间与条件，以龙这几年里对小提琴的投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了。每天都要拉上一两个小时，周末则更多，从舒曼的梦幻曲到舒伯特的小夜曲，外国的名歌到中国的新疆之春，二泉映月……拉琴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他陶醉在优美的音乐之中，暂时忘掉那茫茫前途的现实世界。他屏心静气拉出来的音色很美，也很有感情。当时住在拖拉机厂五号三楼里的“老九”们都很喜欢听。但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以龙毕竟还比较小心。在工厂宣传队里拉琴时，他绝对只拉排练的正统节目，不管别人怎么怂恿，他也不拉可能会招惹麻烦的洋调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蹉跎过去。有一天，以龙与一位亦工亦农的师傅抬着一铁筐焦碳，往翻砂造型流水线小车上推。因对方对现场情况不熟悉，没放正位置，结果小车推着铁筐往前走。顷刻之间，来不及躲闪的以龙的左大腿被夹在铁筐及身后的钢柱之中。当那位工人狂奔过去，按紧急停车按钮时，那铁筐早已被挤压变形，巨大的弹性将以龙弹出两米开外，以龙疼得昏了过去。工人们七手八脚地用板车把他推到铸铁厂医务室。打过止痛针后在等候从总厂医院派救护车来的时候，以龙清醒了过来。他躺着仰望着四周围着他的工人师傅们，一个个身穿又脏又黑的工作服，许多腰间束着本用来捆耐火砖的草绳。从他们满头汗水的脏脸上依然可以看到他们焦急的心情，以龙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与感激。不幸中之万幸，左腿骨没有断。“老九”、朋友和工人师傅们纷纷到医院看望以龙。人称老黄牛老工人出身的车间主任来看以龙，他坐在床边喃喃自语“这么好的小伙子，要是腿断了，叫我们可怎么交代呀？”。

以龙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又回到厂里。由于车间人手不够，以龙还得去干翻沙，但他身体已经支撑不了这种强度的体力劳动了。恶劣的工作环境，加上倒夜班，白天大批判高音喇叭吵得人无法休息，以龙的胃变得越来越坏。终于有一天，胃溃疡大出血，以龙又倒了下去。这时，他已整整干了四年翻砂工。在病床上，对着万物俱籁，静谧的夜空，以龙陷入一阵阵的沉思：儿时的理想，大学时的抱负，难道就此东流？他于心不甘，他等待，他期盼……

到了1973年春，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由于照顾家庭两地关系，以龙被调到当时的武汉钢铁学院改行教电工学，专业方面从头学起。那时以龙分析了种种现实情况后，觉得自己要是死抱住火箭发动机这个本行是没有出路的，他认定搞电子这一行以后会很有机会。那时中国大地盛行“读书无用论”工农兵进大学用不着考试，靠得是推荐，甚至是走后门关系，中小学学生的文化教育只是有名无实，老师生怕抓教学挨批。在抓路线教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批判中，谁潜心学习专业，不光是呆子，还是个说不定会挨批的异类。

但是以龙一旦作出决定就勇往直前，而且决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科大几年练就的扎实基本功，似乎在唤回他的自我。他心无二用，抱着当时清华大学新编的“晶体管电路”“半导体数字电路”等书死啃，他拿到一本专业书，自己计划要用多少天看完。每天就硬性规定要看多少页，出差在外也如此。不懂的地方，就请教专业老师。

一次春节期间，以龙从一位原来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师那里借到一本当年用过的“调节原理”专业讲义。过了两个星期，当以龙送还那本讲义时，那位老师十分惊讶：“你怎么这么快就看完了？”这是本厚讲义，可不是读小说呀！以龙没有告诉人家的是：实际上他几乎是足不出户，只用了从初一到初七的这七天就啃完了这本讲义。如此这般，以龙的专业知识增长得很快，虽然他过去从来没教过课，但他却很快的学会了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程度控制讲课速度及作到深入浅出。在第一次教电工课的期中教学评议中，学生们对他好评如潮，也出乎以龙自己的意料之外。为了学习可控硅新技术，以龙也旁听学校专为武汉钢铁公司办的可控硅训练班，学员是武钢的技术员甚至资深工程师。

主讲教师很快发现以龙这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数学功底深厚，新技术学得快，就非要以龙当他这门课的助教不可。另外一门课的老师知道了，也要以龙当助教。结果以龙白天当这50多个学员的大班的两门专业课的助教，晚上自己提前学习这些对他来说也是崭新的东西，每天晚上搞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要从武昌炮校住处乘公共汽车去红钢城，即使正常一趟也要一个多小时。那时武汉交通状况相当不好，“跑月票”上班非常辛苦。但这些对以龙来说，和当年在洛阳当翻砂工的日子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可是有意思，也有奔头多了。

那时的以龙还年轻，与工农兵学员们在一起，甚至分不出师生来。但他的学识与谦和赢得了工农兵学员及武钢技术员、工程师的尊敬。以龙与其他老师的关系也很融洽。他钻研业务，踏实工作，但从不争什么。更不参与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言碎语。但他又不呆，知识面广，对大事有头脑，也十分风趣。老师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时常会神来一笔幽上一默，说一些语意双关讽刺时弊及四人帮的话。听的人心领神会，笑的前仰后合。相知的同事们，喜欢在老师宿舍楼里吃午饭时听以龙讲江青等高层的小道消息。听他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也不漏地背诵传言中的周总理遗嘱，在那个年代实在既刺激又过瘾！当年以龙并不在意也不清楚自己在武汉钢院留下了什么印象。多年以后以龙在中国科大的一位同班同学也到钢院任教，他在不时地听到钢院的老师们津津乐道以龙当年的人品学识后，写信给以龙感叹道：“你做人做到这样，这一辈子也该满足了”

(四)把握人生机遇

上帝总是把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1978年中国开始招收研究生，以龙兴奋不已。当年在科大读书时就想读研究生，文革让他的梦想成为泡影，而今天这个梦想再一次在心中唤起。当时只有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等很少一些单位招收自动控制专业的研究生。以龙把科大当年学的数学、物理讲义又翻出来复习。他又自学在中国最新翻译出版的日本绪方胜彦的“自动控制论”，把书中所有的习题做了好几遍。科大打下的基础，给他现在的自学帮助很大。

当年报考研究生是要所在单位批准的。他担心钢院节外生枝不让他报名，就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个小时才去报名。在考试的前几天，他有些紧张，担心睡不着，就到医务室要了几片安眠药。他吃了一片，觉得不管用，就再吃一片。第二天考试前，他觉得身体支持不住，几乎是晕晕呼呼地走进了考场。考完的那一天，他去找一位医生看看是否吃错了药，这才发现，那药不是安眠药，而是降压灵！

没过多久，冶金部招出国进修生，以龙也报考了。以龙终于收到了科学院的复试通知书，他高兴地跳了起来。再一次地争分夺秒和全身心的

投入到复习之中。要进京参加复试，这在当年是需要得到单位的批准的。以龙给系里讲，系里告诉他系里没有权力决定，而学校党委开会做出决定：钢院需要陈以龙这样的老师，不同意他去参加科学院研究生复试。但以龙不愿意就此放弃人生的理想，他执意北上一博。就在上火车的前一刻，他给钢院打了电话，说一定要去北京复试，希望学校能支持。当年报考自动化所的考生有一千八百人，最后有一千一百人参加初试。而参加复试的有一百人，而最初录取名额只有八人。后来科学院看到报考人数太多，就扩招到二十名。

老天不负有心人，以龙复试考得很不错。复试完的第二天，考生被安排到刚刚完工的毛主席纪念堂去参观。但以龙告诉自动化所招生负责人说他不能参加，得赶回学校上课，其实他是马不停蹄地赶回武汉参加冶金部出国进修生的选拔考试。

冶金部先发榜，以龙被录取为出国进修生。不久科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这下以龙犹豫了，出国是非常诱人的，但毕竟是进修，没有学位。而他很想读学位，渴望着那闪着光彩的学位帽子，而且科学院自动化所又那么令人向往。想来想去，没法下决心，就去跟哥哥和同事商量。所有的人都劝他出国，有人还给他画了一个天平，一边是科学院研究生，一边是出国，而出国这边砝码的分量很重。但以龙自己还是倾向于读研究生学位。突然有一天，科学院来信通知要他参加出国研究生的英语考试。以龙高兴地跳了起来，他知道这种机会人的一生大概只有一次。以龙再一次全力以赴，在武汉最热的三伏天，打着赤膊关在房间里复习英语，从早到晚每天搞到半夜三更，借来唱片听英语对话。终于，以龙把握住了幸运之神赐予的人生机遇，他通过了出国研究生英语考试而被录取为中科院出国研究生。

1978年秋天，以龙来到北京参加中科院出国研究生英语培训班。五个班总共有一百多人。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洗礼后，选出了这批全国的精英。他们是这一代人的幸运儿，是胜利者。

出国培训地点就在中国科大旧址玉泉路，但科大早已搬到安徽合肥去了。以龙漫步在昔日的校园里，楼群依旧，只是面目全非。北京的秋天，瓦蓝的天空中飘动着淡淡的云彩。以龙感慨万分，十年前，同样在这个地方，当年的同窗在这里相聚、相散。他们有的奔赴大兴安岭，有的去新疆，而以龙则去了洛阳。当年大家情绪低落，前途一片渺茫。可是十年以后，以龙回来了。他庆幸命运对他的安排，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辈子还可以读研究生，而且还是出国研究生，这一切就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磨难以后，以龙的前面闪耀出灿烂的光芒。他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英文。虽然他通过了研究生和出国考试，但在课堂里，面对美国老师的讲课，他仍然不知所云，目瞪口呆。他觉得自己的英文词汇仍是少得可伶。他心急如焚，拼命地想多记单词，每天硬性规定自己背50个单词，但是记了后面就忘了前面。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头脑昏昏沉沉。这批全国的精英们当时住在原来科大附属的一个幼儿园的教室里，二十多人一间，双人床，条件比上大学时还差。晚上不停地有人开夜车后回来睡觉、又有人起夜。破烂的木地板几乎彻夜吱吱作响。他记忆力本来是很好的，以前看过报纸后，连一些数据都能清楚记住，可是现在他几乎什么也记不住。他真希望能有间小房子，哪怕只有两平方米的地方，能单独睡一个好觉。但是这些生活环境的困难，与出国念研究生的美好前景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批精英们个个争分夺秒地啃英语准备跨出国门。

1979年春天，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谈自忠教授到中科院自动化所讲学。谈自忠是国际自动化控制领域的权威，他要挑选两个人做他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后，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以龙被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