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艺9702）

[程继新博士简介]

程继新，安徽绩溪人，1989年考入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 1994年开始在科大硕博连读，导师朱清时院士，期间曾赴法国巴黎南大学和香港科大做短期研究，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程继新是科大最早参加中国与美国数模赛的队员之一，曾多次在数模赛中获得佳绩。科大在国内首创高年级本科生与研究生出任数模赛教练做法。程继新曾做为教练率科大92级学生获得美国数模赛特等奖。

1998－2000年，程继新在香港科大做博士后。2000－2003年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2003年被普渡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聘为助理教授。

1993年，程继新获得中国科大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院长特等奖学金；1992-1993年两次获得中国数模赛特等奖；1993年获美国数模赛一等奖。程继新在Biophys. J. ，J. Phys. Chem. 等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42篇，并拥有两项专利。

【兴趣】

尹：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您在科大读了九年，应该有很深的感情，能不能谈谈您考入科大的情况和在科大的经历？

程：谢谢。我1989年考入科大化学物理系，入学成绩只能算中等，高考太紧张了，强项的数理都没有发挥好，反而是化学分数特别高，就进了三系。从兴趣来说，我也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学化学也许不是最合适的。但我从小就喜欢弄明白事物背后的为什么，所以广义的做学问对我都比较合适。

尹：现在科大的专业选择更灵活，大多数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专业了。

程：这是个进步。不过当时三系的数理课很多和物理系一起上，学三年半的数学，要求不算低。在科大上的基础课对我现在的研究非常重要。而且我参加了几年的数模竞赛，也学了很多东西。

尹：说到数模，我了解到您是科大最早参加美国数模赛的一批学生，陆续拿了全国赛和美国赛的特等奖，一等奖，后来又一直做教练，能说一些当时的情况吗？

程：科大也是中国最早开展数模活动的高校，是数学系的李尚志老师搞起来的。数模需要合作，原则上每个小组由数学系，计算机系和其他系的同学组成，因为每个系的学生都有不同的特点，一开始合作并不简单，数学系的同学总是要把问题做的漂亮，而工科的同学就更讲究实用。磨合时间久了，大家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并学到更多的东西。比如我主要在建模上做文章，但编程等等技能都是那时候学会的。

尹：那数模有什么用处么？

程：非常有用。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做的一个格林函数模型，来解释生物成像技术的机理，就是将数学建模用于研究的一个例子。参加数模另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和不同研究领域的人合作。比如我最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志(PNAS. USA)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主动和哈佛物理系一个研究小组合作的结果。

尹：应该说当时看来，这些数学和化学的研究工作联系并不大。而且您花那么多时间做和专业无关的事情，却保持了最好的成绩，必然有很高的效率。

程：确实看起来没什么用，但是喜欢，就去做了。实际上我大学几年多半的时间都是用在和专业无关的事情上，比如在图书馆里看我感兴趣的书，当然，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至于学习方面，刚进校的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89级科大聚集了全国最好的学生，很多人都从中学的尖子变成了普通的学生。我想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考试很紧张，强一点的还是数学，有好几门课是满分，其他的可能因为我学什么都比较投入吧。而且这些经验锻炼了自己去学习未知领域的能力，我的研究方向从气态光谱，凝聚相光谱到生物物理以及以后做的生物工程，跨度很大，很难用一门专业知识来描述，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的学习。

【目标】

尹：拿中国的博士学位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取得教职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您是怎样一步步向自己的目标努力的？

程：我是从皖南的穷山沟里走出来的，深知读书的不易，在这条路也有许多曲折。我的初中是在一个乡镇中学读的，那一年我们的整体成绩比较好，校长就在大会上宣布“这就意味着我们最好的学生，比如程继新同学可以考中专啦”。那时人们认为中专是最好的出路，我不愿意，一定要考高中，但是因为老师的劝说，留在了绩溪中学而没有去地区最好的屯溪中学。后来在科大读博士也是一样的原因。国内读博士确实很不容易，做同一个东西要花三到五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好处就是条件差，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做，培养了能力。而且我的导师朱清时对我有很大的支持，博士期间有机会去法国和香港做一些短期的研究，因为时间短，要很快的学，做出东西来，同时也看到别人的高效率，慢慢的就渴望走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长见识。朱清时曾经对我引用过这样一句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意思是你的目标定的远大，即使达不到，也可以取得还不错的成绩，但假如你的目标就很低，最后的结局可能就更一般了。到哈佛做博士后之前，我曾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谢晓亮的小组工作了三个月，当时申请的是旅游签证，很难通过，但我当时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试一试。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拼命的干，完成了其他人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做完的事情。来了哈佛以后也是如此，很快就比别人做的好了。我可能并不精明，所以有很多曲折，但是这些曲折被不断的坚持弥补了。大学里我们班二十八个同学现在有二十二个在美国，他们当时也有在哈佛、伯克利读博士的。相比他们，在国内读博士算不那么顺的，不在顺境中就只有靠自己的勤奋和坚持来弥补了。我想自己的经历，至少对那些也想走这条路的同学一些鼓舞，只要努力一切都是可以做到的。

尹：那您等于很早就给自己确定了做教授的目标。

程：公司和大学的不同就是公司的知识老化比较快，它不需要你学习过多新的东西，它要考虑市场，要熟练的技术做市场最需要的东西。大学是创造更多的地方，比如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谢晓亮教授每隔几年就开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一直对探索未知感兴趣，喜欢寻根问底，所以研究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和应用比起来，我更喜欢做一些基础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也比较喜欢教书，我感到高兴的不仅是让好的学生学好，而且让困难的学生上进。我在哈佛做过一年的普通化学的助教，当时有一个学生特别差，后来我一直给他补课，成绩就上去了，最后学生们对我的评价也非常好。不管是备课，研究讲课的方法，和学生分享学习的乐趣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对研究的兴趣，对教书的兴趣是我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因为终身教授是一个铁饭碗。

【创新】

尹：我听说您博士论文做的是气相光谱，而去普渡要做的却是生物医学工程，能否谈一谈 转换研究方向的经历？

程：物理化学的一个核心课题是用光谱来研究各种各样的物质。我博士论文的方向做的气相光谱在化学物理里是一个传统的学科，特点就是严谨，已经完全系统化了。虽然朱清时院士当时也可以推荐我去一些很好的大学做博士后，但方向依然是气相光谱。我当时兴趣已经转移到了其它领域，就去了香港科大的严已京小组做博士后。当时做的工作就是把一台激光器运作起来，和别人合作测了一些纳米材料的性质，等于从气相转到了凝聚相。在这个过程中严已京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引导，鼓励我向更新的领域转换。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别人用物理化学的手段来研究生物体系的性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学科。当时谢晓亮刚被哈佛化学系聘为教授从事生物物理研究，严已京教授用他的研究经费资助我去Sunny Xie的小组做了三个月的访问研究，相当于面试。然后我有接着在Sunny Xie的组里做了三年的博士后，主要是发展生物成像技术。我去普渡所在的是生物医学工程系，等于又转了一个方向，要学习工程的知识，要花很多精力在教学上，比如设计新的课程，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害怕去学。创造往往出现在交叉的学科，把自己放在一个上升的前沿领域就要时时去学习新的东西。

尹：谈到研究领域，这种不断变换的方向是偶然的机遇还是有意识的选择？

程：这种专业的选择应该说是抓住机遇，有意识的把自己推到最前沿的领域。鱼在水里找东西吃，聪明的鱼可以顺着河流的方向。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比不上一个领域的影响力。任何领域在细节上的繁难程度都是差不多的，个人的聪明才智这时候就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了，前沿的学科，提出新的概念未必困难，却会有更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可以发挥你更多的创造力。很多人害怕学习新的东西，不愿意尝试新的领域，往往就把自己局限住了。

尹：那您能不能大致谈谈现在的研究方向？

程：我现在的方向是发展新的细胞成像技术，并用这些新技术来研究生命的基本过程和疾病的形成机理。随着人类基因序列测试的完成，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弄清基因是如何表达的，蛋白质在细胞里怎么干活的。化学成像是光谱技术和显微镜技术的一种结合，可以让人们探测一个特定的分子在细胞里的工作过程。可以这么说，我现在的研究是将物理化学方法用于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坚持】

尹：许多人认为聪明和机遇是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素质，您却强调坚持的作用，能否谈一谈您的经历，比如做研究中的启示？

程：聪明自然是好的，遇到好的机遇也很重要，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有一些机遇，比如考上科大，比如到哈佛，但是这些机遇在眼前的时候，抓住它是更不容易的事情。假如没有坚持，我想自己早已就退却了。前几天和Sunny一起吃饭，他的太太说起来我跟Sunny有一点很相似就是坚持。学习的过程需要坚持。碰到挫折和阻力也需要坚持，松一口气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刚开始做学生物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没有人教，我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别人学习，现在想来一些做法都很可笑。当时就在哈佛分子细胞生物系的主页上找他们做的东西，看到中国人的名字就给他发email，确实也碰到了一些很好的人，比如一个叫李志英的学生教会我养细胞的基本过程。有时我还直接去他们楼里找人问问题，就这样学会了怎么让细胞分裂同步等等。比如这个暑假去美国的海洋生物研究所学习分子生物学的课，当时我比较有信心申请到，结果被“据”了，可能申请的人太多。但是我还在候补名单上，于是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希望有人取消的话就把机会给我。结果五月份的时候果然有人取消了。假如我当时不去争取这个机会可能就是别人的了。

尹：为什么已经拿到教职了还要去学这个课？

程：因为我的研究背景是物理化学，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有必要系统的学一下生物学的知识，这次的经验让我掌握了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技术，并且对生物学的许多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对我以后做的研究非常有帮助。因为生物医学工程是一个横跨物理，化学，生物的交叉学科，各方面的知识学的越多越好，需要的时候才能很快的用起来。

尹：我觉得您不仅仅是坚持，而且有自己的见识，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何往那个方向去努力，能谈一谈申请教职中的体会吗？

程：美国教授的申请主要看两个方面，过去的工作和未来的研究计划。你过去的工作说明你的才智和能力，研究计划说明你将能做什么。因为从来没写过，写研究计划的过程是我最艰苦的日子，差一点想放弃了。杨辰有很多做生物的朋友，他们帮了我很多，甚至杨辰的导师Lieber教授都帮我改了几遍研究计划。最后我申请了十五个学校有九个给了我面试，其中的犹他大学化学系给了我聘书，遗憾的是我最想去的科罗拉多给了拒信，当时是美国国家标准局在科罗拉多有一个位置，那里有美国最好的激光技术。就在这些申请已经快结束的时候，我又意外的收到普渡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的面试机会，这等于是个半路的机会，我现在的研究等于以技术为出发点，先作出一个技术，再考虑它在生物上的应用，这和工程的思路很象。所以就在最后一刻我抓住这个机会，他们也很快给了我聘书。其实我也有很多的缺点，比如不善于与人交际。在学术界建立自己的圈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的。

尹：那您坚持不懈的这种意志是如何养成的，您的家庭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程：我们家是在安徽的穷山沟里，父母都没有受什么教育，他们从小都是孤儿。我爷爷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因为要干活供我父亲读书累死的。绩溪虽然穷，却有让子女读书的传统，但我父亲没能享受到读书的机会，他从八岁开始独立生活，一辈子用各种方式去找钱，就象做“教授”一样。那时候我们给供销社拉货，要翻过一座山，上山的时候父亲在后面推，我像个小牛一样在前面拉，一次可以挣上两块钱，但学费也少，一两块钱就可以读一年小学。八十年代比较自由一些了，家里开始养兔子，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只，剪了兔毛去卖。后来不好卖了，我们就开始吃兔子，吃了几个月。还种过中药，是玫瑰花的花蕾，那时候家后面满山遍野种满了玫瑰花。再后来是养蚕，当时大家都害怕政策会变，不敢种多，我父亲胆子大，一下子种了上万根桑树苗，家里还专门盖了一间房子给蚕宝宝住。我父亲比我要用功的多，忙的时候每天睡觉不超过四个小时。就这样我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大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就靠奖学金和其他收入生活(比如其他大学出钱请我们去讲数模的课) 。我说这些只是在想为什么自己血液里有这种坚持的性格，也许这是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要读书的愿望。

【杂谈】

尹：从某方面来说，您又是幸运的，比如有支持你读书的父母，遇到了好的师长和朋友，还有您妻子的支持。

程：杨辰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科大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实验室里，后来我博士毕业去香港读博士后，她虽然成绩非常好，却没有申请美国的学校，而是到香港读了硕士。后来我们独立申请美国的学校却一起到了哈佛，这使我得到了在哈佛安心工作三年的机会。

尹：我想下一个是不是要采访一下杨辰。

程：笑。

程：刚认识的时候我正在读博士而杨辰还在读本科，Sunny开玩笑的说，师兄找师妹，这在北大被称为“下山” 模式。假如是师弟找师姐就叫“上山” 。上山现在是比较时髦的，下山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所以我算是占了便宜：)

尹：研究工作算是您的个人理想了，以后想过为中国做些事情么？

程：我想有机会一定会为中国的科学教育做点贡献，但是那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本的。美国现在是科学的中心，年轻的时候要在这里多学多做一点。我对科大有深厚的感情，假如可能回科大也是不错的。

尹：现在有很多学者两头跑，您觉得这种方式如何？

程：真的做贡献，就是要回去，人的精力只能集中在一点上。

尹：最后想问问您对校友基金会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程：我知道校友基金会在帮助科大招生，宣传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和美国的校友基金会相比，我们的财力和影响力还有待进一部提高，当然这有体制的因素，例如国外有免税的措施，校友有捐赠的传统。象哈佛这样的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捐赠来运作，中国暂时还做不到，可以一步步来吧。

尹：再次感谢您接受校友基金会的专访，感谢您与校友分享您杰出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