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义，四川人，中国科大58级地球物理系(587)校友，现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

高登义1963年从中国科大毕业后，先后在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和大气物理所从事山地、海洋和极地地区大气运动的规律以及天气气候和环境的关系的研究。1966年、1968年与1975年，先后三次参加了对珠穆朗玛峰的科学考察，发现了珠峰山地在大气和大气环流中的重要作用，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科学论文。高登义教授先后于1966、1975、1980和1984年为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和南迦巴瓦峰主持天气预报工作。高登义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1991年受挪威卑尔根大学叶新教授的邀请赴北极进行科学考察，成为中国完成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第一人。

高登义于1998年作为队长率领科考队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并与地理学家合作，发现并论证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引起了世界地理学界的关注。2001年，他又成为我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的队长。

高登义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1986年，中科院自然科学成果特等奖；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年，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86年获第二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个人奖；1989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二等功等。

高登义教授对母校饱含深情，担任科大兼职教授。中国科大科考探险协会就是在他支持下于1997年成立，高登义还亲自出席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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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之子

邓华东(9520);张明伟(9925);刘志峰（9500）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高登义教授本人审阅）

邓华东（以下简称邓）：高登义教授，感谢你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

的采访。请允许我转达校友基金会对您的问候。

高登义（以下简称高）：谢谢。

踏遍冰川人未老

邓：您是第一个登上地球"三极"的中国人。您当时是怎么选择您的职业生涯的？

高：首先更正一下，我是第一个登上地球"三极"完成科学考察的科学家。当初，组织上从

地球物理所1800人中把我挑选出来从事科学探险，此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探险。不过

，在从事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我爱上了这一职业。

邓：那就是说，对于您这代人来说，实际上不是自己选择，而是组织需要。您的科考生涯

，遇到过土匪与车祸，差点掉进虎跳峡，请问您当时的心情如何？您有没有后悔过自己从

事了这么一项有很大危险的工作？怎么面对这些危险？

高：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觉得作为一名科学家，一个男人，总是会遇上各种艰难险阻。你

所说的遇见土匪、车祸等等，后来想想有点后怕，但并不能影响到你的工作。有了新的工

作、新的追求以后，你就把以前困难给忘了。比如某次考察回来之后，我就写了10篇论文

，觉得自己有点收获，老师也比较满意。然后呢，你还没有想的时候，组织上说，有一次

什么考察，你去吧，然后就又去了。再后来，组织上没有叫我，我也向组织上提出来，自

己干什么项目，然后自己寻找一些经费去干。别人看来，我有点想不开，国家给钱你就干

，不给就算了吧。这和后期的想法有关，我觉得自己一生要做几件大事，这些大事是重要

的、有影响的，也是我个人愿意去从事的。总之，这个事情只要你热爱她了，小事啊、困

难啊就算不了什么了。

邓：您现在年纪大了，为什么还在科学探险的第一线呢？

高：科学探险这项事业并不仅仅属于年轻人。事实上，只要对考察地方的环境和你要达到

的目标比较清楚，即使你年纪大一点，也并不一定比年轻人做的差。举个沉重的例子，北

大登山队，他们不了解希马邦马峰应该什么时候去登，它的危险性在什么地方，结果牺牲

了好几位。反而是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对环境比较了解，从来没有出什么事。还有对自

己的认识，比如我这个团队，有什么能耐、能克服什么困难都有详细的了解。

邓：那么您在科考工作中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高：最大的困难是，早期比较年轻，对大自然规律认识不够，会走些弯路；后期更困难的

是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许多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有很多人为因素阻

碍了我们的发展。这些事情花费了我许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是我不想花费的。

邓：经常在野外考查，您如何面对与家人分离的痛苦？

高：这个问题，年轻人可能关注较多，对我来讲也谈不上什么痛苦。原来我夫人在兰州，

直到七几年才调到北京，每年有14天的探亲假，也就这么过来了。当时很多人都这样，也

没觉得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事业上的事情考虑得多一点，更觉不到痛苦。不过，有时

候，尤其是事业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想家。比如，去南极考察的时候是春节，而同去

的日本人是不过春节的，你就觉得特别冷清、清淡，这个时候特别想念北京、想念亲人。

邓：您多次为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和南迦巴瓦峰主持天气预报工作。您还曾在中央电视台

面对亿万观众实时发布珠峰天气预报。我们知道，科学允许犯错误，但在电视台做预报，

却不能出丝毫差错，请问您是否考虑到出错的后果？

高：我考虑过，也极力推辞，但推不掉。这种情况在国外一般是不太会出现的，但是中国

有中国的国情。我推辞也不全是害怕，还因为当时要接待几个外宾。实在推不掉就接受了。

接受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还有登山队的很多人，所

以我认为不会出大错。实践证明，也没有出大错。

邓：很多人记住您，是因为您是探险家而非您是科学家，云游在外的经历是否影响您科研

作出更多的成绩？

高：对科研的影响，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这是一项新事业。但某些时候确实也有负

面影响，比如85年到95年就受了一些影响。我以前是做山地研究的，在那些年里改做西太

平洋海洋气象研究。以前做山地研究的时候，每年都不止十篇论文，但改了之后，那些年

总共才十篇论文。

知天知己乐无穷

邓：我们知道您有一句话叫做"知天知己其乐无穷"，请问您是如何感悟到的呢？

高：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初期科考活动中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认识大自然。认识

自然规律不仅是我们科考的目标之一，也是保证科考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到后期，

更困难的是如何认识人，认识社会。1981年我到美国，就曾经和一些同志一起被拉到教堂

"接受教育"。后来大家座谈，记忆最深的问题就是"Who am I？"

邓：可能人家需要您说的是"我是上帝的子民"？

高：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说了。后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这些年的科考生涯让我逐渐认识到

了人和人类相对于大自然的渺小，我意识到人和人类不但需要了解大自然，而且要亲近大

自然，所以我说我是"地球之子"。

邓：您那个时代的人可能绝大多数时候是服从国家分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注重一

些个人兴趣理想的因素，那么对于如何把握个人兴趣理想，个人已有技能与个人的职业选

择的关系，您有些什么忠告和建议？比如说，不少学数理化天地生的理科生，发现自己很

难找到工作，或者对于专业兴味索然，却又不知道将来从事什么。该如何设计自己的人生

呢？

高：要考虑到基础和机遇两方面的因素。基础包括自己的身体、知识和世界观等。首先个

人要有认识，要考虑到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做什么比较合适。从熟悉的方面切入到一个新

事业中去，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至于兴趣理想，我支持年轻人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特别

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我一样搞科研，但是他们一个去创业一个进了公司，我也没有反对。

邓：您作为科学家，也指导很多学生，您觉得现在的学生跟您那个时代的学生有什么异同？

高：现在的学生一般知识面广，但是很多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够，缺乏韧性，身体条件也

不够好。，往往不能坚持，认准一项事业一直做下去，可能跟现在的外界诱惑比较多有关

系。很多学生身体也很差，有些探险方面的工作，我都能干得了，他们却不行。不过，他

们的英语一般比较好，比我们这一代强，因为我们先学俄语，后来又学英语，但是和再老

的一代比，他们不一定有优势。

邓：那么您的大学是如何度过的？科大的学习和生活对您从事的职业有什么帮助和影响？

高：我认为科大在教书育人上做得是很不错的，因为科大让学生不死读书，让学生学会自

己动脑子。还有，科大教给了我们艰苦奋斗，我想这点是一辈子的财富。

邓：据说您在各地科考时喜欢收集标本样品之类的小玩艺儿，您的这些爱好对于您的工作

有些什么帮助？

高：我认为人的爱好应该多样化。事实上收集各类样品也能学到不少知识，比如因为收集

样品并与行内人士讨论，我就学到了不少我本行之外的知识。同时，收集这些东西我感到

非常愉快，愉快赶走疲劳，这对于我的科考工作是很有益的。

科大情怀

邓：1958年，您为什么选择科大？选择科大是您个人的意愿还是父母老师的期望的结果？

高：当时报考大学没有人管，完全凭个人的感觉。那年科大刚刚成立，报纸上刊登了科大

招生的消息。记得自己的第一志愿是科大，第二志愿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第三志愿是清

华。当时我报的是数学力学系，就冲着两弹一星和钱学森等人去的，结果被分到了地球物

理系。

邓：有人说在科大读书是苦行僧，比如学校女生太少，课余活动没有综合性大学那样丰富

多彩。请问您在读书时这方面情况如何？对于现在科大学生学习之外的爱情和生活有些什

么看法和建议？

高：差不多吧，那时课余活动是没有现在丰富，但是我感觉科大在这方面也还是不错的。

比如我做过校代表，还带着一些同学在学校的体育场馆做过勤工俭学，挣了不少生活费，

一天一块五。在科大的社会工作对于我后来的事业作用很大。至于年轻人的恋爱什么的，

只要不耽误学习和工作就可以了，我不赞成太多干涉。

张明伟（以下简称张）：能介绍一下您当初的同学的情况吗？

高：同学大多从事科研工作，现在大多成了单位骨干、研究员，无论是在科学院的还是在

中央气象局的。到现在为止，我的同学当中已经出了一个院士，即李崇银院士。

张：大家都知道，科大刚刚建校的时候，学生的素质非常好，您对此还有印象吗？

高：科大有一个好处，从开始就非常重视学习成绩，重视学习。在文革当中，郭老校长也

能顶住压力告诉学生还是要好好学习。在科大的学生当中，58、59两级分成两类，一类是

高干子弟，他们的学习成绩总体来讲不是很好，当然也有很出色的，但不是很多；另一类

是来自于平民的，他们非常朴素、非常用功 。而到了60、61、62级则是后者占了多数。

邓：感觉您非常重视新闻媒体在科考活动的成功举行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我感觉现在相当

多的科大人对于新闻媒体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有的甚至仍然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点，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科大知名度下降的原因。请问您如何看待新闻媒体的作用？对于科

大的新闻工作和公众形象有什么建议？

高：科大确实需要重视媒体的作用，媒体是一种工具，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宣传一定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躁。由于工作需要，我接触媒体比较多，比如单位赞助探险，他们就

需要媒体做些宣传。一方面是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科学，做好了科普

工作。科大，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宣传自身取得的成果，另外也可以组织一些类似的登山

活动，这些活动比较有新闻效应。

邓：您在科大那几年，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贯彻的非常好，请问您听过哪些大师的课

？现在科大本部远离北京，您对于如何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有些什么建议？

高：大师的课？多了！华罗庚啊，钱临照啊，叶笃正啊等等。当时科大有很多这样的大师

任教，不过有些课程我没有听过。至于所系结合，现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比较难。

邓：今年八月份学校开了个校务工作务虚会，提出科大要在北京建一个教育科研窗口，虽

然不敢说这个窗口会办成什么样，但是由于这是在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担任科大党委

书记之后发生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稍微表示一下谨慎的乐观。

高：科大曾经有两次很好的机会要搬回北京，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尤其是中央高层个

别领导的原因没有搬成。办这个窗口，我们还是希望他能为加强科大与科学院的联系起到

一个纽带作用吧。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个窗口是实体单位比较好。

邓：由于历史的原因，科大从北京的玉泉路搬迁到了合肥。作为早年毕业的科大人，玉泉

路和现在合肥的科大本部在您心中的感觉有些什么异同？

高：亲切！对于玉泉路那个老校址，最大的感觉是亲切。对合肥那里，说实话，没有特殊

的感情，毕竟自己不是在那里上学，后来在合肥上学的学生应该会对那里有感情吧。

邓：我想起了前不久我读到的一篇长篇新闻报道《中关村，难说再见》，讲述的对象是住

在中关村"特楼"，也就是13，14和15号楼的里的老一辈科学家（可能很多是您的老师了）

，他们对于中关村这块工作过的地方的深厚感情。好几位科学家很自然提到了科大。现在

对于科大来说，玉泉路的科大研究生院已经更名为科学院研究生院，大学部的房子可能也

要拆了，您觉得科大能够与北京再见吗？而科大为了突破地理位置的瓶颈，正在经济发达

的华东地区建设研究生院，科大不出钱，主要负责师资筹措，您如何看待科大的这一举措？

高：既然北京这边有些事不好办，那么在东部发达地区办研究生院是一项很好的尝试，比

不做要好，不过效果不敢说。新办的研究生院最好同附近的中科院各所搞好合作，如果获

得了他们的支持，可能要好办得多。

邓：刚才我为您介绍了校友基金会的情况，请问您如何看待校友对于科大发展的作用？

高：校友和校友会这样的组织对于科大的发展，应该是起着催化、吹鼓手的作用，推动学

校工作的前进，我觉得他们要在信息和资源方面给科大支持，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

越俎代庖，最好不要干涉学校内部管理。

邓：我们多次听到过这种建议：比如聘请一批科学院的退休科学家到科大去发挥余热。据

我了解清华就曾经将北大的退休教授挖过去上课，比如曾谨言先生，我记得他的量子力学

教科书编得非常好，他讲课也很棒。如果科大将来请您去科大任教甚至带学生，您是否愿

意前往？

高：请人过去讲课不要只看他的名头，有的科学家名气大、科研做得好，但不擅长讲课，

这样的人最好是请过去做些报告。至于我个人，现在就担任着科大的兼职教授，而且去讲

过几次课，也做着科考协会的顾问。我发现科大的科考协会办的不错，至少比较稳重。

邓：再次感谢你接受《校友风采》的访谈，也谢谢你与科大人分享你的经历，科大校友基

金会祝愿你的事业更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