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 2004－7－7 报道》2002年8月10日早晨，随着“龙芯一号”的诞生，胡伟武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的计算机CPU领域也从此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2003年10月17日凌晨4点30分，“龙芯二号”通过了所有测试，怀揣着兴奋，胡伟武和他的“战友们”再次站到了天安门的国旗杆下……。

又红又专但首先是红

“大多数青年人都有自己的偶像，而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用毛主席的头像做笔记本电脑的桌面，去毛主席纪念堂就像是“朝圣”，将首片“龙芯二号”命名为“MZD110”，这些举动无不体现了胡伟武对毛主席的深深景仰之情。

“在我看来，在现在中国的社会氛围下尤其要学习毛泽东精神，毛主席从来不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也不被任何敌人所吓倒，而是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这一点不仅被他的同志所承认，也被他的敌人所承认。”他对《毛泽东选集》的某些篇章烂熟于心，对其中提到的某些战略战术更是诠释得炉火纯青。而在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便是毛主席身上那种“不怕鬼，不信邪”的劲儿。“我就是不信这个邪，别人说我们做不了CPU，我们就不做？”胡伟武显得有些激动，“历史的发展就是弱小者不断战胜强大者的过程，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比国外大公司弱小，我们就一定做不过他们，那些硅谷的小公司岂不是都不要活了？”

作为课题组的组长，他号召整个小组“又红又专，但首先是红”。他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龙芯课题组”。正是这种“不信邪、不服输”的信念支撑着他和他的整个团队，走过漫漫艰辛之路，迎来了“龙芯一号”和“龙芯二号”的诞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谈到自己的导师，胡伟武先生开始滔滔不绝。“每个人不一定能有幸碰上一位好老师，而我却是个幸运儿。”读博期间，他师从著名的计算机系统结构专家夏培肃院士，老先生身上的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使他受益终身。

做“龙芯一号”的时候，恰好是胡伟武的老师夏先生从事计算机研究50周年，于是胡伟武在“龙芯一号”版图上画了很多“xia50”作为纪念，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可见一斑。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学生。每次他们叫我老师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一种责任，生怕误人子弟。”夏培肃先生的言传身教使他真切地体会到，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他也同样以此来教导自己的学生。他总是不断强调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比我‘厉害’”。

“民族主义者”的情怀

说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并不为过，从一开始立志做中国自己的芯片，他的科研就带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我的愿望就是我做的CPU超过洋鬼子，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是早上超过洋鬼子，夕死可矣”。

怀有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感，对于工作他更是一刻不敢懈怠。“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失职，不仅自己感到惭愧，而且纳税人也不愿意。因此不是做出成绩应当受到奖励，而是做不出成绩应当受到处罚”。

当“龙芯二号”通过测试，各项指标运行良好的次日早上，全小组的人又站到了天安门前的国旗杆下。“我相信中国会复兴，然后强盛1000年。”谈到这些，胡伟武脸上露出略显激动的神情。

不经历风雨，怎会有彩虹

“龙芯一号”和“龙芯二号”诞生的“彩虹”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风雨”艰辛。

胡伟武始终坚信“天道酬勤”。制造中国自己的芯片，不仅仅意味着时间与精力的成倍付出，更多的是这项选择本身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制造芯片是高投入、高风险，但不一定有高回报。这就好比“99+1=0”，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别人都说诸葛一生唯谨慎，我们比孔明还要谨慎三分。”胡伟武半开玩笑的说。

正是在这种经不起太多失败的压力之下，研制“龙芯一号”的一年多，胡伟武和他的团队不知道在机房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最后关头甚至连续奋战了六天六夜。他母亲见他的时候说道，“你做龙芯都做出白头发了。”他的小女儿还曾经天真地对他说，“爸爸，要是你做CPU做不过美帝国主义我长大后接着做”。

如果说胡伟武最感激的人是他的导师，而他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他的家人，尤其是女儿。“每次和她打赌，她都说你输了的话就要陪我，而这恰恰是我最难做到的。”有个寒假，由于没时间管女儿，他就让女儿在龙芯二号做的计算机上玩游戏，对龙芯二号进行“考机”测试，整整一个假期，女儿也因此患上了近视，现在说来还愧疚不已。

“狗剩”我们的“孩子”

胡伟武给他们设计的CPU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名，叫“狗剩”，希望名字贱一点容易养大，音译成英文就是Godson。研制芯片的整个过程，就是看着这个“孩子”一点一点的长大、成熟的过程。

他经常说，一盆花用水浇灌固然能够盛开，但用心血浇灌会更鲜艳。把龙芯看成自己的孩子，看得比命还重要，这也反应出这项成果对于中国信息产业的重要性。“不选择做核心技术，我们永远只能是在外围转，受制于人。”胡伟武说到。

胡伟武的两项重大科研成果———“龙芯一号”和“龙芯二号”都出在三十岁后，恰应了古人的那句话，“三十而立”。然而按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离不开“贵人相助”。“我们这里是三个团长管我一个连长，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是个大环境，李国杰所长和唐志敏主任积极部署，多方协调，邓燕书记在后勤上全力支持。”正是有了这样良好的环境，他和他的战友们才可以全心全意地扑在科研项目上。

谈到芯片技术发展的“路线图”计划，胡伟武便显得神采飞扬。“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坚实推进，今年不久将召开‘龙芯二号’的发布会，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因为我们具有国外产品所不能比拟的独特优势”。

我愿意做个“土鳖派”

从本科到读硕士、博士，胡伟武一直是在国内，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本土派”，而他更将自己戏称为“土鳖派”。

“现在想起来，在科大的大学生活没有可以后悔的。五年中我只坐过两路公共汽车。”在当时，上科大是天经地义的第一名的选择。科大的学风很浓，“即使不是临近考试的时候，也常常抢不到一个自习室的座位，还有为抢座位大打出手的。”这种从那时培养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就算是休息日，不看些书都觉得浑身不自在。”胡伟武说。

2000年第一次回母校的时候，胡伟武沿着那条多年前不知道走过多少遍的路———从自习室到宿舍散步，昔日奋战的情景历历在目。当他走入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实验室时，产生了一种重操旧业的冲动，研制中国自己的CPU的念头也由此诞生。

出国深造的机会对于他应该说是很多的，由于他的博士论文曾获“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其中的一个奖励就是公费出国。但他仍决定一直留在国内，这也和他的导师的影响有关。“我的导师始终告诫我们要立足国内，更何况国内的科研环境并不比国外差。特别是近几年，国家每年投入的经费越来越多，国外哪儿找去？”正是因此，他甘心情愿的做个“土鳖派”。

但同时这并不代表他们始终在“闭门造车”。出国考察也是必不可少的“经常项目”。前些年，就是在科研经费最紧张时，他的导师也想办法让他出去多参加研讨会，看看国外大学是怎么搞科研的。

最大的愿望是去小学教书

一个人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就意味着要放弃其他许多选择，而选择了科研就意味着要放弃丰厚的薪酬和大量的休息时间。而这就是胡伟武无悔的选择。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个人一辈子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我很庆幸，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想做的事情。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做。”他就像与风车斗争的唐·吉诃德，在芯片研制的路上风雨无阻的一路前行。

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位成果卓越的学者最大的愿望是去小学教书。因为他始终希望自己所做的是一项大众化和普及性的事业，希望个人的努力能够融入到社会的发展。“我理想的人生道路是这样的：现在教博士生，教他们做CPU；以后教大学生，教他们做学问；最后去小学教书，教他们做人，了此残生”。

[采访手记]：格子衬衫，方口布鞋，身材中等偏瘦，不抽烟，爱好就是加班。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青年计算机工程专家胡伟武。

出身农家的他喜欢读孔子，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在科研上，他不干到头，干到黑，不罢休；在治学上，他崇尚佛家“云在天空水在瓶”的境界。

获得第五届“光华奖”青年奖，成为我们本次将他作为采访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自“龙芯一号”诞生以来，接踵而来的诸多奖项让胡伟武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获奖对于我就像是从银行贷款，奖项越多，贷款越多，也意味着我惟有加倍努力去还，才能不负厚望，名副其实。”而接受媒体的采访，胡伟武确实怀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新闻报道有助于引起社会关注，是全所的事情，而另一方面这也有可能会干扰到科研工作，所以要尽量保持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