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博士（877校友），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曾任职于美国硅谷SUNMicrosystem，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UltraSPARCI第一代CPU。之后任职于美国IBM进行单磁子Peta-Flop超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研究。后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PiximInc.，任首任董事长，领导研制高端数位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1999年至今，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共同在北京中关村创建了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领导研发“星光”系列“中国芯”，并成功实现了产品“星光一号”、“星光二号”、“星光三号”、“星光四号”、“星光五号”的产业化，被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同时，邓中翰还是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国家863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科协全国委员。

***************************************************************************

血液里流淌着浓浓的科学家梦想的邓中翰却有着非常敏锐的企业家思维。

从中国科大到伯克利

邓中翰从小就对星空十分迷醉。罗大佑的“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曾经给了邓中翰无穷的遐思，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邓中翰的问题就深刻到了时间、空间和宇宙。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孩子的胡思乱想会将他引向人生的哪一个渡口，但是，邓中翰最终站在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学府的门口。那是1987年，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从家乡南京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要知道，科大当年的分数线超过了清华。

他沉醉于探求知识的过程，大学三年级开始尝试用量子物理的理论来解释地质问题，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并且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如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学子中的精英一样，1992年，从中科大毕业的邓中翰来到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书，他读的是物理学，继续追求大学与少年时代探寻世界奥秘的梦想。伯克利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啊，18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们的画像高悬在教学楼的走廊里，而且许多人就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这对学生们的感召力是巨大的。邓中翰在不长时间就学遍了艰深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理论。即使2004年的现在，公司的纷繁工作之余，他依旧对“大统一”的物理学理论充满兴趣，他经常留意最新的基础理论的进展，经常与一些学术名宿进行探讨。

如果没有另一个选择，邓中翰可能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而邓中翰有了那个新选择的最好解释就是信息时代的大潮几乎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卷了进来，何况伯克利分校就在硅谷的旁边。尽管邓中翰所求助的一位导师并不赞成他的想法，但邓中翰还是向学校申请了转到电子工程系，从基础知识结构来说，物理学和电子工程并不十分兼容，但邓中翰的执著与坚韧又一次让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用短短的时间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转型，顺利通过考试，并以其独立设计和实验课题的能力“征服”了老师。

而这个时候的邓中翰没有停止对跨学科的知识的渴求，他选修了经济管理学。选择经济管理学的动机，据说是1995年邓中翰随导师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因签证问题滞留日本一周而产生的一种强烈想法。邓中翰不是书呆子，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入世”思想的人，他每时每刻都想有所作为，他非常明白，在当前的这个世界上，经济能力说明了一切，否则物理学足够消耗他所有的智力与精力。至此，邓中翰在伯克利也创造了奇迹，他成为伯克利130年历史中第一位拿到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3个横跨理、工、商学位的人，亦让所有人明白了，不能小看了华人的智慧。

在伯克利的学习生涯中，邓中翰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娱乐，在他的日程表里只有学习，还有工作。邓中翰的幸运在于他的经济学的老师中有两位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邓中翰沉浸在这些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和氛围里感到幸福得不能自拔。的确，在伯克利，想平凡是困难的。

正是对经济学的研究，邓中翰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理解到经济与政治如何发挥作用，美国如何用自己的实力让其他国家为其“打工”，他还认识到一个企业如何在这些时代的洪流和大势中获利等等。邓中翰所有的这些积淀，对于后来诞生的中星微显得那么的宝贵和必要。

“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

面对考官的“计算机技术的极限是什么”的质问，邓中翰的回答是没有极限。

这是在IBM的一次面试中的场景，邓中翰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加以解说，结果是，邓中翰被录用了。事实上，1997年，邓中翰一边在伯克利求学之时，便一边加入了IBM公司进行实践工作。邓中翰每在一个地方，便成这个地方的焦点人物，不管在伯克利，还是IBM和后面加入的SUN公司，他都做到极至，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如今，在北京的北四环边上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至今仍保存着他在SUN参与设计制造的芯片，邓中翰说这种芯片现在还广泛地应用在一些CPU上。

“真诚待人，认真做事”是邓中翰的座右铭。真诚和认真，使得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海归精英，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来自惠普的杨晓东......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今天中星微的核心领导团队，他们之间的团结和默契令人称羡。

邓中翰十分谦和有礼，他说自己没办法不谦虚，在伯克利有那么多大师，在硅谷有那么多优秀企业，而许多优秀企业的创立者都是伯克利的校友。在如此多的人类精英面前，在比较中，自己凭什么骄傲？

适度的、真诚的谦逊让邓中翰有了十分优良的人缘，人缘背后便是机遇。伯克利分校的副校长田常霖，学术造诣精深，言传身教，春风化雨，能有机会遇见这样的导师，真是邓中翰的造化，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位负责任的老师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推荐给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周光召访问伯克利期间和邓中翰有过多次深谈，结为忘年交。后来，周光召又将邓中翰介绍给信息产业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的原始起点。

1998年，正值中国IT市场蓬勃发展，国际巨头纷纷加强其中国市场投入，而中国企业亦努力寻求国际IT市场地位之时，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的介绍，会见了邓中翰博士。曲部长和邓中翰深入探讨了国际及国内IT业的情况，邓中翰对IT市场的深刻见解和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给曲部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10月，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当时的邓中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界的现状和前景。其间，邓中翰与各级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他，党和各级政府的爱才、惜才之心深深地打动着他。

就是在这一次庆典上，邓中翰下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邓中翰说。

邓中翰萌生了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在信息产业部和各级相关领导的支持下，1999年10月，他的想法成为了现实，邓中翰与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等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借鉴硅谷模式成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

然而，在邓中翰选择回国创业之前，邓中翰曾经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INC，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邓中翰已经达到了像他这样的莘莘学子难以达到的事业高度，对其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邓中翰用爱国来解释，很多人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的思想原貌。“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对为什么回国创业私下里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是共识，首先是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劝劝他出国走一趟，最好是到美国，只有到了外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工作人员的‘老毛病’了，追求将一流的技术转化为一流的生产力，自己创业，做自己的技术，做自己的企业是最直截了当也最有挑战性的工作”。邓中翰说，“我们这些人，当初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

中星微开始启动，无形地界分了中国芯片业的一个时代。

“很艰难也很幸福”

中星微在北京北四环边上的办公室常常彻夜灯火阑珊。

因为上班的时候太忙，邓中翰率领的中星微核心团队常常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开会，他们称之为“碰一碰”，有时候这一碰就碰到三更半夜。对中星微来说，要做的事情确实太多太多了。

中星微电子成立之初，他们与信息产业部领导一起，多次沟通、探讨，决定借鉴微软的做法，从世界市场空白点着手进行公司主要产品的战略布局。相对通用CPU、存储器（Memory）芯片已经有Intel、三星这样的国际霸主领域，或如ARM或MIPS在嵌入式处理器市场上确定强势地位，对于缺乏人才和市场运做经验的小公司，要向它们挑战似乎有些“以卵击石”，甚至功亏一篑。而被全球普遍注目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仍处于群雄混战局面，且未来无论PC或移动通信业务，甚至3C整合时代的消费类电子等应用，数字多媒体芯片均担当“心脏”角色，邓中翰认为，“借以庞大市场需求，中国厂商联手攻克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便如同美国攻占通用CPU、韩国攻占Memory芯片一样，完全有机会成功”。

于是，中星微切入市场的点定位为以CMOS数码技术为依托，研发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因为这种芯片的应用领域涉及个人消费的数码相机，工业上的质量检测、生产监控，天文器械、医疗设备，还可应用在交通、银行、视觉玩具、通讯等方方面面，市场容量大。最主要的，邓中翰看到了未来通讯、家电和CPU的合流趋势，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更加广阔，占据了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高点，就有可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国的芯片产业就会在同世界的互动中壮大起来。

从芯片定义到设计、流片、量产大概需要1年多的时间。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电子推出中国首枚具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其集成度达到奔腾系列的水平，一个纽扣大小的空间里集成数百万个晶体管，光刻尺度0.25微米。中星微已经走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领先位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亲笔题词，表示祝贺。随后，中星微与微软建立战略伙伴，成功开发微机多媒体数码拍摄系统所需要的全部数码图像处理、压缩、存储和高速传输的单芯片。

芯片产业是集团军作战，人才、资金、技术、市场销售、国际合作等缺一不可。2002年1月11日，微软与中星微公司签署《共同推动全球数码影像技术和市场的联合备忘录》，结成全球战略同盟，产品捆绑销售。接下来中星微的第二代产品“星光二号”实现了视频音频固化一体并同步，结束了图像处理芯片的“默片”时代。“星光二号”被韩国三星、美国Creative等知名厂商的最新摄像头产品采用。同年11月，中星微的第三代产品“星光三号”从PC领域延至智能监控领域，成为富士通生产的世界上第一台用手机控制的机器人的“眼睛”。2003年2月，第四代产品“星光四号”成为国内第一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彩弦芯片，终结了国产手机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历史。2003年10月，“星光五号”具有“星光一号”到“星光四号”的全部功能，是一颗集大成于一身的图像处理芯片并确立了世界同类芯片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分析全球产业环境和本土产业链、市场资源，能否在成本竞争优势下快速地创造出竞争力的产品，这才是“中国芯”的竞胜法门，这是中星微电子成功突围的真谛，而这也是中星微经过5年的努力才找到的感觉。

然而，对中星微来说，此时不断升级的多媒体应用需求，技术流程和产品开发的挑战日益增加，但最头痛的还是人的问题。多媒体应用市场变化异常快速，从芯片设计到市场行销，再到客户服务，尤其前期的市场调研阶段，必须将未来两、三年的目标市场想清楚，然后制定出产品的规格，进行研发和推广，而这种具有市场前瞻性预测的人才国内更欠缺。除了源源不断地引入符合公司文化和发展步伐的人才之外，人才的管理、沟通效率，以及保持当初创业时期的快速反应能力，对中星微电子这样的创业型公司这才是最大的挑战。

“很艰难也很幸福”。对中星微这5年的发展，邓中翰有着这样的评价，他也清醒地认为，今天的中星微绝对不能说已经达到了成功的彼岸。“创业阶段的企业存活下来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每一步可以说都是九死一生，但是，看到一个东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会带给人难以言喻的幸福”，邓中翰说，“所有中星微人都把中星微视为自己的孩子，这种感情就是珍视生命的诞生和成长，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中星微还没有资格说已经成功，面对科学和市场的日新月异，没有任何企业敢说已经成功，中星微仅仅是没有被科学落下太远，也仅仅是在市场中‘生存’下来，未来的路还很长”。

由邓中翰担任总指挥的“星光中国芯工程”历时5年，推出五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取得了在全球市场销量超过1000万枚的耀眼成绩。按照中星微的规划，下一步将在移动多媒体领域寻求突破。事实上，他们研制的世界上第一款64和弦手机芯片已经被众多厂商大规模应用，基于VMD技术平台（全部自有知识产权）的全系列产品也已经走向市场，为数字3C时代规划的一个个构想正在成为现实。

中星微的未来，不可估量。

（计算机世界网2004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