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业在中国的成长速度让人兴奋。有人预言，从2004年到2010年间，企业级软件将以年40％的复合增长率快速膨胀。人们越来越充满想象，未来的中国将是由软件驱动的中国！

企业级软件从产生之初就是为提升组织的管理效率而服务的。半个多世纪的美国软件应用的演变证明了—有什么样的市场、管理与技术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软件应用模式。我们说，“美国模式”的形成就是依赖于特定的美国产业成长环境的。这使得在中国讨论软件发展时，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去谈论那些和中国企业软件应用息息相关的产业成长环境。

刘亚东现任Primeton（普元）软件公司董事长兼CEO，是AsiaInfo（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并曾任亚信公司首席运营官（COO）。刘亚东是杰出的企业领导者，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拥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现今的整个中国正处在变化的洪峰中。变化以及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这个国家带给人们的最大想象。这一点，也许用布热津斯基的精彩描述来表达更为准确。他说：“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和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是人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特点。”在过去，各个时代的轮廓相对分明，人们会有一种明确的历史进程感；而今天，历史被压缩在一起，人们的理解总是跟不上现实发生的变化，间断性是今天历史的主要特点。另一位伟大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这样表达:”加速度和短暂性是理解今天社会变迁的关键。”

看看电信业，无论是GSM、CDMA、小灵通、还是2.5G、3G，变化成为多年来始终不变的主题。而未来，这种变化依然将是市场主调。按照独立电信分析人士杰夫·堪格的说法，五年之内将会出现许多提供电视、电话及网络接入服务的运营商，其中有些甚至还会和电贵、自来水贵和垃圾费挂钩。

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使得电信、金融、政府等关键行业的企业级应用需求都在不断变迁。大到新政策的发布、组织间的兼并与收购、新业务模型的涌现，小到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重组、组织结构的调整、新创意的产生，这些来自市场、管理、技术等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组织对变化环境的不断适应就成为当前中国企业应用不得不面对的鲜明现实。

再次 电信、银行等大规模市场与组织导致的大规模应用,也是软件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人说，中国正在重演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或是19世纪晚期的美国角色。它们都同样通过一场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中国，2亿人渴望拥有自己的汽车、更宽敞的住房……；拥有近3亿的手机用户，让它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通讯市场；拥有超过1亿的上网人数、仅次于美国成为第二大上网国家；一个中国工商银行的网上用户就达800万人，并将很快发展到1.4亿人……。难怪《财富》的专栏作家彼得·刘易斯都要惊叹:“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使得它完全有可能制定高科技的新标准，中国的科技力量将对世界造成新的冲击”。

一方面是数量庞大的增长用户，另一方面，企业本身也渐趋成长为大规模组织。或因国家力量导致电信、银行、石化等大规模经济组织形成；或因市场竞争激烈，若干中小型企业结盟，共同合并成为大规模组织；或为降低边际成本，企业成立之初即做巨额投资，成为大规模组织。而大规模组织往往附属机构遍布，员工人数逾万，对内面对沟通不畅、决策缓慢、权责混淆、本位主义等等弊病，对外更是面对客户数量庞大、企业组织不断外延、全球化竞争等等挑战。

可以说，以电信、银行等为代表的大规模应用时代已经来到中国，它成为考察中国企业级关键应用时也必须兼顾的一个重要特点。

人的因素所导致的普遍的较低管理水平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另一个现实。

中国的商业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这一点与美国成熟的现代商业文化的源头不同。中国的商业文化一直以均贫富为制约，而且传统文化中基于道德伦理的制约导致了私人财富积累的不合理性，以及企业主天生依附政府的非独立性格。

可以说，从文化角度溯源，中国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历史非常短暂。这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整个商业环境，都深受影响。造成的后果就是市场变化成为主题，市场参与者不成熟，市场地域分割严重，市场竞争普遍无序。

商业文化必然会影响组织的管理文化与管理体系。相较西方二百多年的大工业发展，及其积累起来的管理体系，中国几乎是从大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迈进的。因此企业管理者在短短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更多的是“填鸭式”的管理积累；管理工具更多的是移植；管理理论更多的是“美国模式”或者“日本模式”。

现实与历史因素就这样造成了很多中国企业普遍的基础管理缺失。比如，很多生产型企业没有统一的产品编码。同样的物料，在A库叫甲，在B库叫乙；而一些集团型企业的供应商，连信息都无法共享，会计科目没有统一，集中处理应付账款更是何其困难，可谓徒有“集团”其名，没有“集团”之实。可以说，类似A、B库一样的基础管理的缺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普遍现象。

管理专家丹·科恩曾经研究过在组织中，人们的行为对于组织变革的影响力。在对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90多家组织和20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后，他发现，当一个企业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它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绝对不是人们想象的公司战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系统。尽管不能否认，以上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的核心却在于，如何改变组织中人们的行为。

当管理变革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改变组织中人们的行为时，普遍的较低水平的管理能力，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制约企业级软件向更高阶段演进的阻力，这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今天，互联网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手上鼠标轻轻一点，世界另一端的信息就以光速出现在你面前；互联网让地球真正地变成为一个“地球村”；互联网开始重新分配大量的社会资源，包括注意力、财富、权力、影响力等等。据统计，最近5年互联网创造的百万富翁比过去50年所有工业方式创造的百万富翁还要多……

的确，互联网以及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并且爆发了许多奇迹。它加速了规模定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它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可以说，互联网让中国与美国在网络技术的起跑线上，站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由于短暂的软件应用历史，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形成大量的IT遗产系统。在相对新兴的企业级软件应用中，中国可以更纯粹地部署面向互联网架构的应用体系。这让软件中国在IT起点上，反倒有了机会成本的优势。

事实上，影响中国企业级软件成长的产业环境因素还有很多，这里仅通过对一些关键脉络的梳理，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辨析和认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来自美国的ERP等套装软件就开始在中国应用实践。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系统实施过ERP的中国企业达2600多家。但不幸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仍难以找到ERP完全成功的范例，以致前后80亿元的投入打了水漂。最近几年，ERP软件的本土化进程加快，“水土不服”问题得到一定改善，一批国内软件商开始成长，再加上政府的推动，ERP的成功率开始上升，出现了一些鲜活的应用案例。但即使如此，当前ERP的总体成功率依然不足30％。

有管理专家认为，这些套装软件之所以在中国失败居多，并不在于软件产品本身，而是往往取决于产品之外的非技术因素，比如由于软件产品被无休止地修改、比如项目维护人员的不断流失等等。也有咨询公司认为，那些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比如ERP的实施计划没有生命力、比如企业组织没有发挥信息整合的威力等，才是导致它们失败的祸首。这些基于表象的对ERP等套装软件失败原因的分析，就是忽略了对那些影响软件实施的中国产业环境的判断。这些因素作为潜藏更深的作用力，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场复制自“美国模式”的努力。

多变的竞争环境、进步中的管理体系、庞大的用户量，以及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兴业务模式和互联网的全新机会，造成中国区别于美国的软件应用需求特点——基础建设与优化整合并行、规模庞大与精细耕作并行、简单应用与复杂应用并行。更重要的是，快速进步的中国需要在软件管理应用的概念跨度、时间跨度、空间跨度上，把美国企业在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 信息化基础建设，业务流程和管理调整，以及它们的发展和提高，“夹生”地放在一起解决。它缺乏像美国一样的“自然演化”，同时还要与中国的软件产业成长现实不断抗衡。

套装软件集成了“先进管理经验”，但企业组织的管理水平绝不仅仅是一个套装软件就能解决的。企业应用水平与软件技术水平之间横亘了一条天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套装软件的应用，尤其是对大多数粗放经营的企业来讲，成功实施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们不出问题是特例，出问题却是必然。难怪有人说，这个历程更像是一场“人工合成”的盛宴，其结果是一顿吃不饱，咽不下的“夹生饭”。

一方面是速度惊人的IT发展，一方面是与理想相背离的应用现实，成长中的软件中国呈现出与软件美国先行者们完全不同的状态。

（《中国计算机报》2004-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