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19日，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大报告厅。

一年一度的哈佛大学几大学院联合组织的“亚洲商业论坛”正在这里举行。当“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年仅36岁的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邓中翰用娴熟的英语向大会作主题演讲时，吸引了全场500多名各界专家学者的眼球。

邓中翰以“中星微”的发展为例，鲜明地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崛起的奥秘，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迈进。他还形象地把英文单词“制造”和“创新”巧妙组合，概括说，“中国制造”加“中国创新”就是“中国创造”。整整25分钟，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他身上，等他潇洒地完成演讲，全场掌声一片，共同为这位中国年轻人的奋斗经历和独到见解喝彩。

邓中翰1999年离开美国硅谷回国创业，率领以留学归来高技术人才为主组成的团队，仅仅用了5年多的时间，就在数字多媒体芯片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先后突破7大核心技术，申请了300多项专利，相继推出“星光”1代至5代多媒体芯片，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实现销售3千万枚，以60%的市场份额名列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世界第一的位置。“星光中国芯”打破了国外芯片生产的垄断格局，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共和国50岁生日时，一个年轻的公司诞生了

作为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的领军人物，邓中翰有着传奇般的经历。

他20世纪80年代从南京师大附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上学期间，他就尝试用量子物理的理论解释地质问题，论文曾荣获“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从那时起，立志成为祖国的科技创新人才就是他的理想，牛顿、爱因斯坦和中国的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等大科学家都曾是他崇拜的偶像。

1992年，邓中翰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留学。这是一所曾经出过18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学校，他的经济学老师中就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邓中翰是带着敬仰开始他的学业的。5年间，他是大家公认的最勤奋的学生之一，他几乎放弃了一切娱乐，甚至电视都不看。美国同学们对这个整天“穿梭”于不同课堂却毫无倦意的中国小伙子心生好感。月落日升，寒来暑往。到第5年毕业时，美国同学们惊讶地发现，这个热情、开朗而又善于思考，被他们称为“约翰·邓”的同窗竟一连取得了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管理学硕士三个学位，成为该校建校130年以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的学者。

真正踏上社会的第一步，是到美国人才汇聚的硅谷闯荡。邓中翰有幸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之后，IBM公司慧眼识才，把邓中翰接纳为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很快，多项发明专利的诞生证明了他们选择邓中翰的决策有“超值回报”，邓中翰因此获得“IBM发明创造奖”。当他领衔在硅谷创建一家集成电路公司时，他已经是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引人注目的人物，很快使公司的市值超过1.5亿美元。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邓中翰就喜欢这首歌，但真正引起强烈的共鸣，则是旅居海外的这几年。他特别关注祖国的发展，一直在等待报效祖国的机会。

1998年，正值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市场蓬勃兴起之时。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领导，通过与邓中翰有“忘年交”之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的介绍，会见了邓中翰。一席长谈，既让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了解了邓中翰对电子信息产业市场发展的深刻见解，也让邓中翰深深感到祖国求才若渴、希望海外学子学成归国创业的殷殷之情。邓中翰萌生了归国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

电子信息产业风起云涌，此时早已几分天下。美国攻占了通用电脑芯片领域，韩国攻占了存储器芯片领域……如果继续步其后尘，即使急起直追，也恐怕永远无法在国际市场独领风骚。

几经琢磨，惟有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全世界尚处于“群雄混战”的局面，是中国芯片产业快速腾飞的绝佳突破口。邓中翰毫不犹豫地选择数字多媒体芯片作为主攻方向。

信息产品，如果说软件是大脑，那么芯片则是心脏。和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计算机摄像头、手机、数码相机、高清晰度电视等都离不开数字多媒体芯片。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2000年以前，中国生产销售的所有电脑，其中使用的芯片还没有一枚是中国自己独立设计的。据一项统计，1999年中国销售了490万台品牌微机，其心脏都不是“中国创造”，这近乎尴尬的境况强烈地刺激着中国科技工作者。

1999年9月底，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观看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式，在那里他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祖国的强盛才能使每一位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杆。”邓中翰以阅兵车队为背景留下一张张照片，在他的心里也更加坚定了回国创业的决心和信心。就在当天下午，邓中翰特意和一同回国的三位好友杨晓东、张辉、金兆玮一起登上八达岭长城誓师：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发展祖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做贡献，结束“中国无芯”的历史！

国庆期间，邓中翰一直处在情绪亢奋的状态，他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为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电子信息产业界的现状和前景。他把自己和伙伴要全力投身到“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打算也“和盘托出”，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其间，邓中翰与各级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他，党和政府的爱才、惜才之举深深打动着他，在祖国的怀抱里他感受到在异国他乡从未有过的塌实感，加快成立立足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公司的构想呼之欲出。

1999年10月，邓中翰和来自郎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等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创业，成立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星光中国芯工程”正式启动。市政府积极支持“星光中国芯工程”，立项、注册、办照、招聘人员，各种手续一路绿灯，中星微电子顺利落户中关村高科技园区。

“中国芯”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这是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入住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最早的创业地点。虽然，他们手中拥有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出资的创业启动资金上千万元，著名爱国学者、前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邓中翰的恩师田长霖教授等也给予了资金支持，但邓中翰和他领军的团队坚持“把钢用在刀刃上”，办公地点选择因陋就简，有的甚至是用库房改造而成的。条件简陋，对工作的要求却丝毫没有降低，他们瞄准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设计，立志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数字多媒体芯片跨越式发展之路。

在公司内几乎没有人称邓中翰“邓总”，而总是把他称为“邓博士”，他既是“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又是研究员、设计师，身兼数职。员工对他的评价是，既掌握全局，也关注细节。办公会上，他可以随口说出一个个工程师最近的工作量，那份细致让人既感动又惊讶。他非常独立却能够了解他人，当别人还不知道自己行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人“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岗位上去了。知人善任，邓中翰用他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赢得团队的信任和拥戴。当有的合作者无法适应这里的节奏和观念时，邓中翰又表现出宽容和果断，“让他另外选择舞台吧，也许他在别处有更好的发展。”

在合力攻关最紧张的阶段，废寝忘食是“家常便饭”，制定目标、研究方案、策划实施……常常使公司的核心层工作夜以继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邓中翰对他人的关心也没有疏漏。他能清楚地记得几位属下的生日，只要有条件，就一定安排大家聚一聚。一次为了给副总张辉过生日，他特意在出差时调整了航班，于是有了他俩在万米高空的“生日长谈”。另一次，他发现公司的一位技术人员忙着设计方案很晚没顾上吃饭，后勤送来的盒饭是双层的，这位技术人员不了解饭盒“构造”，结果只吃了上面的菜，没有吃下面的饭。邓中翰事后批评办事人员工作不细致，“为什么不多说一句话？每个人都应努力把自己承担的工作保持在最佳状态！”虽然挨了批评，但当事人心服口服，“邓博士关心自己的团队，尊重人、体贴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掉以轻心。”

整个中星微公司就是在这样一种融洽的氛围中向高科技的制高点发起冲击。

2001年3月11日，北京一个早春的星期天，中国信息产业的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邓中翰和伙伴们奋斗一年多了，这一天委托加工的第一款芯片将从首都机场接回。没有人刻意通知，但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早早来到公司等着。晚上23时多，当这款芯片成功地从实验设备中清晰地展现出数据图像时，整个实验室沸腾了！“我们成功了！”尽管这是预料中的结果，但当它真的来临时仍是这般令人激动。邓中翰和伙伴们欢呼雀跃，“咱们大家干一杯吧！”不知是谁提议，立即获得大家响应，没有酒，大家就把水杯、茶杯、一次性纸杯，甚至矿泉水瓶子一同举起，“干！”喝过多少次酒，这一次没有酒的干杯最让这些年轻人陶醉！

我们应该为他们骄傲。短短5年时间，他们以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圆满实现预定的目标，“星光中国芯”名扬天下，不断给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惊喜：

2001年3月，“星光一号”作为第一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实现产业化，并打入国际市场，为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视频摄像头采用。到2002年底，在国内外市场的销售量突破百万枚，“中国芯”实现走向世界；

2002年4月，“星光二号”问世，实现声像同步，进入了可视通信应用领域，在抗“非典”期间，这套可视通信系统曾被用于小汤山医院救护工作。

一个月后，集拍摄、二维及三维图形、智能图像处理为一体的“星光三号”开发成功，并迅速被日本富士通用于全球第一个手机控制机器人的眼睛图像采集处理。

当年年底，研发成功的“星光四号”拓展到移动通讯系统，其低功耗、高画质、支持多种手机接口的特性，被国内外多种知名品牌手机相中，波导推出的我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具有核心芯片技术的彩信手机就是“星光中国芯”在支持。“星光中国芯”为进一步带动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彩信手机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核心作用。

而到2003年6月，“星光五号”更完美地实现了与手机、移动存储和数码相机的有机结合，称得上是一颗集大成于一身的功能强大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并成为中国电信指定的惟一标准芯片方案。现在许多年轻人喜欢的手机彩信、和弦铃声，都是“中国芯”众多功能之一。

百万门级“星光”多媒体芯片是什么概念？就记者所知，相当于使只有纽扣大小的小小芯片，承担起图像传感、彩图处理、存储控制、图像压缩、图像交流等众多功能，还要低功耗、高画质。我们用的手机功能在不断增多，但耗电量却没有成倍增加，实际就是高品质芯片的功劳。

邓中翰坦言：“瞄准市场空白而不是填补技术空白，把数字多媒体芯片核心技术推向整个行业，让‘中国创造’真正走向世界，是‘中国芯’的一大特色。”

如今，即使你使用的是“纯正的”国际知名品牌电脑、手机或其他现代化办公电器，都有可能是“中国芯”的用户，罗技、创新科技、惠普、三星、飞利浦、富士通及波导、联想、同方等，都信赖地把“中国芯”作为首选或重要选择。

“星光中国芯”属于我们的祖国

“星光”闪耀，5年辉煌。

邓中翰和他的团队将“星光中国芯”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实现了几代中国集成电路工作者的梦想，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引领国际市场的重大突破和成功范例。

邓中翰作为领军人物，也获得了中组部、中宣部等部门授予的“留学回国先进人物”荣誉称号、中国科协授予的“求是杰出青年奖”、北京市政府授予的“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荣誉称号。他已经两次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等领导也多次到中星微公司调研,看望邓中翰和他的团队，始终关心着“星光中国芯工程”的发展。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和领导的亲切关怀，邓中翰最爱说的话是：“星光中国芯”的成功充分体现出党的科教兴国战略的英明正确和政府大力促进软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的卓越成效。如果没有中国科协和信息产业部领导到海外去挖掘吸引留学优秀人才，如果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肯定以留学人员为主导的公司运营机制，如果没有中星微公司团队的团结协作，“星光中国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能不能不采访我？中星微的工作是大家共同完成的！”面对众多的采访记者，邓中翰说得非常诚恳。他是个“低调”的人，记者很难从他的嘴里问出他在“星光中国芯工程”中个人的贡献，包括他领导研发的高端平行数位成像技术，创造并保持至今的每秒拍摄成像8万次世界纪录，他也会“只字不提”。而谈到中星微团队，邓中翰每每如数家珍：副总指挥张辉博士对多媒体数据驱动平行计算技术和超低功耗振幅电路的贡献，副总指挥杨晓东对深亚微米超大规模芯片设计的贡献，副总指挥金兆玮对单晶成像嵌入系统的贡献，副总指挥张韵东参与高品质图像处理的研发，还有芯片设计总监朱军、首席图像科学家俞青也各有建树。话说得很专业，相信除业内人士大多数人很难一下子听懂，不过从中不难看出邓中翰对同伴的贡献一直铭记在心。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以在桌面上谈的，即使开会时争论得很激烈，会下仍会亲密无间，因为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都是为了中星微的事业！”这是中星微的副总指挥张韵东对邓中翰的评价；

“从没有见过一位大名鼎鼎的公司老总只身前往外地领取全国性奖励，因来晚了一步，就自己找个地方坐下听会。”这是一位记者亲眼目睹邓中翰领取全国半导体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奖生出的感慨……

在邓中翰众多的照片中，他最喜欢的是坐在办公桌前照的那一张，因为，他的旁边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他说，我们团队都是“海归”，当初出去就是为了有一天回来，爱国是我们共同的情感。这不是唱高调，只有到了国外，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我们都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

曾研究设计芯片长达9年之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王选仔细研究了邓中翰和他的伙伴成功的经验，深有感慨地说，过去曾有人说一批优秀的中国人在一起就要打架，还说日本人善于下围棋，团结一致，牺牲个别棋子求得全局的胜利；美国人善于打桥牌，跟对家进行密切合作战胜别人；中国人爱打麻将，孤军奋战，看着上家，防着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现在完全变了，中星微的总指挥、副总指挥都是各有专长的一批优秀人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奋斗，说明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只会打麻将的作风，而且非常善于打桥牌，跟一些国际大公司的合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的评价对于邓中翰和他的伙伴是很贴切的。

从去年开始，邓中翰和他的团队又投入到以移动多媒体应用服务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主旨的“星光奥运计划”当中。去年底，令人注目的“星光移动一号”已经诞生。展望未来，邓中翰充满信心：“我们曾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但自始至终我们都相信，国内的大环境很好，党和政府给了我们方向性的指导，让我们放手干，有了这样的支持，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回国的选择不会有错！”

邓中翰和他的团队在继续奋斗，“星光中国芯”属于祖国！

（北京日报 2005-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