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地空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李曙光介绍了一件趣闻：曾有一次，某航天基地发射中发现了问题，各相关部门总工程师齐聚会诊，结果到了会场一看，参会的总工程师，全是科大毕业生。“这是何等的成就？！”李曙光说，“科大毕业生在国防科技领域贡献有多大。”

而即将发射上天的“神七”，由中科大毕业、默默为其奉献的毕业生又何止以“个”计。据统计，在中科大50年培养的毕业生中，有数千名战斗在我国的国防科技领域。而在这数千名在国防科技领域建功立业的科大毕业生中，已经有20多人成为科技将军。

★ 为“两弹一星”培养尖端人才

1958年成立的中科大，当初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始研制“两弹一星”，然而当时中国的高校普遍采用理工分家、教研分离、理实脱节的办学模式，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于是，在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倡议下，中科大应运而生。1958年9月20日成立的当天，聂荣臻副总理亲自到会并讲话，“科大创办的目标非常明确而实际，就是为研制‘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建校初期，该校所设立的13个系41个专业，全部围绕当时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目标需求。

华罗庚、钱学森、严济慈、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兼任校系领导并亲自登台授课，由于具有非常明确的办学目的和培养目标，中科大在建校的次年便在全国的16所重点大学名单中，排行第四位，是最年轻的一所。

★ 考生奔“两弹一星”事业而来

常永福是中国科大的第二届学生，他是奔着“两弹一星”，奔着钱三强、钱学森来到科大的。

1964年，大学一毕业他便进入建立才一年的核试验基地研究所。1966年初，他就进入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含热核材料的爆炸试验，在马兰一干就是27年，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他参加了44次。先后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1996年，中央军委授予他少将军衔。回首激情燃烧的马兰岁月，常永福感慨地说：我在上大学时就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我这辈子所做的一切，都和国家需求紧密相联，这是值得献身的事业。

“那时候大家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党的需要、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这一点都不掺假，大家真正从内心深处想的就是科教报国。”驻川某基地原总工程师张志成少将介绍说，他们班毕业时，有一半同学去了工业部门院所，一些同学去了青海，还有的去了新疆某基地。1968年，张志成从北京来到川西北山区，30多年夫妻分居两地，40年一直从事航天领域武器装备和航天工程的研究工作，与同行一起，发展导弹再入目标特性理论模型，试验与计算相结合，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导弹再入目标特性计算平台。先后获得中国航天基金奖一次，军队和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1项。

驻川某研究所研究员、科大毕业生胡成行，为了祖国的运载火箭事业，长期从事非定常空气动力学试验技术研究。获军队级(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1999年建国50周年前夕，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科大毕业生周建生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和第一颗“返回式科学试验卫星”等历次重大试验任务。这位学者型军人曾负责“远望三号”船论证、设计、建造工程及“向阳红10号”远洋调查船改造为远望四号，并先后随船执行“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风云2号”气象卫星及载人飞船等试验任务20多次，在海洋作业近900天。

据统计，仅在1966年前从中科大毕业的四届4700多名毕业生中，绝大多数进入国家科技、国防等领域，不但涌现出焦安昌、李恒星、陈作斌、周建生等20多位科技将军和一大批国防科技中坚，还成长出赵忠贤、白以龙等30多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08/09/18/0021203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