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稿人：楼望和（6561和1978届研究生校友）

我在大学里只学过一年英语，却幸运地有两位高水平的老师：田雨三和李佩教授。

1965年夏，怀着攀登科学高峰的理想，经过四十多小时列车的颠簸，我从上海来到北京，走进了中国科大校园。 “不怕死的考科大”，对数理化的课程负担很重，是有思想准备的。外语呢？当时英语没有象80年代后那样热门，但是，马克思的语录“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却牢记在我心间。我对外语还是十分重视，准备学完第一外语后，再选二外。入学后的第一堂英语课，进入课堂的老师，约五十岁，中等身材，肤色偏深，身体硬朗，动作敏捷。从外貌看，如果说他是工农出身的干部，我也会相信。当时，科大确实有一些工农干部。他就是科大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老师。

田雨三老师并不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但他的资历很老。他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奔赴延安，1938年又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是延安时期的为数不多的外语专家。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翻译室主任。他讲课熟练，特别是讲语法，条理清晰，简明易懂。看起来很复杂的语法问题，经他分析就迎刃而解，不需要死记硬背，学起来轻松愉快。

田雨三老师编写过一本《英语语法》。这是一本很薄的书，是我见到的最薄的英语语法书。该书通俗易懂，条理清楚，非常适合理工科的学生学习。只有对英语语法透彻理解的人才能写出这样提纲挈领，深入浅出的薄书来。几十年后，我还记得该书序言中的一句至理名言：“语法就像一根拐杖，当你能独立行走的时候，就应该把它甩开。”这种观点是纠正中国英语教育中硬背语法的一付良药。这种观点改进了我学外语的方法，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每天清晨，我喜欢在操场旁的小松林里读英语，几乎天天看到田雨三老师一身运动衫在长跑，不管是烈日的夏天，还是刺骨的北京严冬，一圈一圈地跑，直到冒汗。他已过中年，体质健康。他刻苦锻炼的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田雨三老师教了我们短短的一学期，他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我们收益非浅。

1966年春节后，大学的第二学期开始了。一位女老师李佩接任我们的英语课。如果说田老师的英语读音有点硬帮帮的调门，那李佩老师英语口音是那么纯正自然，朗读是那么的流畅优雅。倾听她的英语会话，就像听音乐一样愉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李佩老师的经历，只知道她是从美国回来的。因此，她的发音一定标准。我们觉得很辛运，尽量模仿她的发音。同学中私下议论：美式英语口音比英式英语口音好听。其实当年，很难听得到英语原版发音材料，无法比较。李佩老师上课时几乎不翻课本，我们也不太被限制在课本里，大部分时间听她讲解。不知不觉一堂课过去了，既轻松又愉快。课后作业也不重。我们有时间看些课外的英语读物。

每堂课走上讲台，李佩老师总是带著那微微的一笑。她四十开外，修长的身材，白皙的面色，和蔼可亲。我们年轻的学生，求知欲很强，经常问一些比课本更深的的问题，她总是孜孜不倦地讲解，直到我们理解为止。她很少提到她的过去，很少提到美国，更没提到她的丈夫郭永怀。我们尊敬她，因为她全心全意地“传道，授业，解惑”。我们当时只知道她住中关村，坐科大的班车来玉泉路上班，并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后来因公牺牲的两弹一星的功勋。

同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我们大学的学业就中止了，英语课也不上了。我只能私下阅读翻译已借在手中的英文原版的物理学教科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学外语，教外语都是罪行。田老师这样延安时期的老专家，老教师和老革命，也不能幸免。工军宣队逼他交代“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他饱受批判，批他在课堂上没有宣传毛泽东思想 – 尽管他教的是英语课。那样疯狂的局面，不经历过“文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李佩老师也没能幸免。她很快被隔离了，在科大校园里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约1968年，几十名尖端技术专家从苏联乘飞机回国，中途飞机失事，机上全部人员遇难。李佩的丈夫，著名的科学家，科大创校时化学物理系主任郭永怀也在其中。周恩来总理十分震惊并亲自参加追悼会。周总理慰问遇难者的家属时，却见不到郭永怀的家属。他关切地问到郭永怀家属时，得到的回答是郭永怀的爱人李佩被怀疑为美国特务嫌疑，正被关在中国科学院的“专政队”。周总理十分生气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下令赶快把李佩释放。李佩老师才获得自由。在科大校园里，重新出现她的身影，只是显得消瘦多了，面色苍白。当我向她打招呼时，她点头微微一笑，还是像走上讲台时那样自信从容。

1969年末，中国科大从北京下迁至安徽后，一直到1986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1978年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许多来自名校的高才生踊跃报考中国科大，大部分是从1961届到1965届的大学生。外语试卷由中国科学院统一命题。尽管只上了一年课，据说英语我考了第三名。由于我的英语老师精心教育和正确引导，我的英语提高的较快，打下一定的基础。虽然经历十年“文革”动乱，我仍能拿起外语这一“生活斗争中的武器”。每当我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外语考试，每当我在的科研中阅读原版文献，特别是我在美国修课攻读学位，与同行学术交流，研讨制订技术标准时，我由衷地感谢我的英语老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大领先在北京设立研究生院。李佩老师担任了北京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1986年，应美国康奈尔大学教务长Alison Casarett女士的邀请，李佩老师访问康奈尔大学。当时我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喜出望外，到她下榻的康大旅游学院的旅馆拜访她。时隔20年，在风景秀丽的美国依色佳见面，真是想不到。她的面貌变化不大，依然清秀，精神奕奕，目光有神，只是增添了不少白发。她记忆力很好，还记得在北京为我们上课的情景。或许因为那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学期课程，随后是10年的断层，记忆凝固在那一刻，经时光冲洗更加清晰。我们回忆科大在京的时光，十分感慨，多么希望当年的英语课能上完，教学不中断，中国科大不下迁 ……。

她在繁忙的参访行程中，专门安排时间与科大校友见面交谈。她回忆在康奈尔生活了多年的情景。她熟悉当年校园的每一条路。四十年了，康奈尔校园里盖起了很多大楼，但是，高大的钟塔俯视着浩瀚的五指湖，峡谷中的瀑布滔滔奔腾不息，培育出著名优良的Empire苹果的茫茫果园，原始生态的植物园鸟语花香，等等美丽的景观依旧。四十年多年前，钱学森和郭永怀在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钱学森到MIT 执教。郭永怀到康奈尔任教，李佩老师同他在康奈尔生活多年，一直到回中国。康奈尔教务长Alison Casarett女士是他们的老朋友。这次参访的目的是建立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和康奈尔的校际合作关系。李佩老师和Alison Casarett女士共同努力，科大研究生院和康奈尔的校际合作关系顺利建立。她为科大建立国际间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在康奈尔与李佩老师见面后，又20多年过去了。在庆祝中国科大50周年时，中国科大的校友在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欢聚一堂。请来著名的吴耀祖教授演讲。吴耀祖教授快90高龄了，行动有些不便，但兴致勃勃，声音洪亮，不用稿子，侃侃而谈。他的演讲的中心是加州理工与中国科大的历史姻缘。如光从学校的名字看，加州理工学院似乎很普通，好像比大学还低一等。该校每年只收2000名左右的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各一半，不是“超级”万人大学；校园规模不大，却非常幽静，没有首都DC浓厚的政治角力的氛围；与几百年的老校相比，它是年轻的小弟弟，历史并不悠久。中国科大与其非常貌似。尽管如此，加州理工学院是名符其实的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它有闻名全球的航天喷射实验室；它有许多著名的大师，如钱学森的导师，空气动力学的宗师Von Karman 教授。更可观的是该校已有31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有人风趣地说，校园里的每一个凳子都曾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坐过。中国科大不仅其貌似，还具有加州理工的DNA，加州理工的道路值得科大学习和借鉴。

吴耀祖教授是钱学森，周培源和郭永怀等在加州理工学习时的好朋友。这些在加州理工学习过的著名科学家，回国后为高科技的发展和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其中很多人在中国科大的创立和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如钱学森和郭永怀等。他们经常聚会，探讨学术，交流经验，周末互访。在吴耀祖教授演讲中，不仅回忆了他们在此刻苦学习的事迹，还讲了很多平常生活的趣事。他特别讲到李佩老师，她不仅长得美丽秀气，而且心地善良，待人和蔼。周末或假期，留学生们经常在郭永怀家聚会。她作为女主人，安排得益益当当，让年轻的朋友们，在紧张的学习研究之余，度过愉快的周末假期。在吴耀祖教授演讲后，我特地向他表示感谢并合影留念。除了感谢他精彩的演讲，揭示了科大与加州理工的血缘关系，同时感谢他关于李佩老师的记忆，使我更了解尊敬的英语老师李佩。半个多世纪后，在太平洋彼岸，还有人揭开尘封的记忆，怀念她，这是人格的魅力。

中国科大是幸运的，作为新中国创办的著名学府，既有延安时代艰苦奋斗的基因，又具有许多著名的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带回的先进科技和教育的基因，如加州理工，MIT, 康奈尔等著名学府的DNA.我的二位尊敬的英语老师的经历不就是一个的例子吗？在先进科教基因和艰苦奋斗基因的基础之上，培育出了科大精神。科大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的科大人克服种种困难，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攀科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