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尧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首任系（1961年改称近代物理系）主任，对中国科大物理学科的发展贡献殊大。他曾回忆过：“我的确花力气请了所内外不少第一流的专家来系里任教，学生的反映也很好。由于与研究所的联系密切，使近代物理系得以较快地建立起一个专业实验室，开设了β谱仪、气泡室、γ共振散射、穆斯堡尔效应、核反应等较先进的试验。我们很注意培养方法，尽可能使学生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得到发展。为了防止实验队伍中缺少理论人才，我们努力使理论、实验专业均衡发展。我们的努力得到了相当的收获，培养出一批理论实验并重的人才。科大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与国内一流大学获同等声誉，广大师生员工为此作出了艰巨的努力，回想起来绝非易事”。2000年，为了纪念赵忠尧先生的杰出贡献，中国科大决定建设赵忠尧教授纪念馆。时任校长朱清时院士专门致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请其为纪念馆题词。

李政道于1944年入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书，曾受教于赵忠尧，接受物理学的启蒙，素来敬佩赵忠尧先生的学术与人品。他欣然应允朱清时校长的邀请，为赵忠尧教授纪念馆写下以上条幅：“一生研究，唯忠于科学；发现真理，扬尧天盛世”。这份题词是一副藏名联，在上下联的第六个字嵌入了“忠”、“尧”二字，同时提炼出了赵忠尧身上最具特色的两种可贵品质，探索科学真理和服务国家民族，蕴含了李政道对赵忠尧先生深厚诚挚的个人情感，由此亦知李政道在撰写这副对联时很是用心。两年后，李政道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举行的赵忠尧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也说：“赵老师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只是由于当时别人的错误把赵老师的光荣埋没了”，“我们缅怀赵老师为近代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发展、为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以及他一生为人正直、忠于科学、潜心研究，朴素无华、实实在在的科学精神。”这段话恰好为上述题词作出了诠释。正如李政道所言，赵忠尧的一生是追求科学发达、民族昌盛的一生。他探索真理，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反物质——正电子；他教书育人，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到中国科大，培养出大批物理学人才；他为国请命，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台、第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他热心实业，参与创办民族工业企业——长城铅笔厂，襄助实业救国。赵忠尧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曾说：“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鲁迅先生说过：“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从整体上看，赵忠尧一生埋首于科学研究、教书育人，称之为埋头苦干的人当之无愧，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赵忠尧也有拼命硬干的大勇。

1937年8月，抗日烽火之中的北平城已经沦陷。清华大学分批次南迁，赵忠尧想起实验室中尚有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这是当年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卢瑟福出于对中国的好意在他学成回国时而特别赠送的，也是世界上禁运的最尖端高能物理材料。这是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希望之火，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赵忠尧找到有一辆小汽车的梁思成一起冒险返回清华园，在一片狼藉的实验室中寻回盛有镭的铅筒。随后，赵忠尧与梁思成分别，开始了一个人的“长征”。由于特殊时刻找不到更好的防护工具，赵忠尧将铅筒置入咸菜坛子中间，抱着咸菜坛子，追随难民大军千里跋涉，前往清华大学的落脚地——长沙。历时一个多月，赵忠尧从北京走到长沙，胸部磨出了血印，大学教授几乎成为沦落街头的乞丐，其中辛苦与危险不难想象。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长沙临时校园门口看到赵忠尧的时候，禁不住为之落泪，他几乎认不出来这位年轻教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