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推出《校友风采》访谈，旨在推动科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交流，分享杰出校友的创业经验，促进科大人的事业成功。《校友风采》所有内容并不代表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观点。

[赵忠贤院士简历]

赵忠贤，著名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学部咨询委员会主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超导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忠贤1941年生于辽宁新民。1959年考入中国科大技术物理系。1964年毕业后一直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低温与超导研究。1974年-1975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1976年，赵忠贤开始从事高温超导电性研究。1983年，开始研究氧化物超导体及重费米子超导性。1984年-1986年初，在美国艾姆斯实验室等作访问学者。

1987年那场争分夺秒的超导竞赛中，赵忠贤小组在极端落后的实验条件下，夜以继日的工作，其研究成果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世界性的荣誉。1987年早春，赵忠贤与同事们发现了液氮温区超导体，首先发现起始转变温度48.6K的锶镧铜氧系材料和钡镧铜氧70K超导迹象，震动了世界。同年2月20日，赵忠贤小组首先发现起始转变温度100K以上超导体。

1987年赵忠贤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当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赵忠贤院士曾获1986年度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1988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年陈嘉庚基金会物质科学奖，199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2年获首届"王丹萍科学奖金"。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超 导 之 春 —— 赵忠贤院士访谈录 (刘志峰)

刘：赵院士，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请接受基金会主席张上游教授的问候。

赵：谢谢。

***寒窗苦读，跺脚取暖***

刘：您1959年进入建校仅仅一年的科大，当时为什么报考科大？

赵：当时科大招生简章保密，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我正好在中学副校长办公桌上看到了科大的介绍。

因为当时班里开会说我反对卫生大跃进。所谓卫生大跃进，就是除四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麻雀已经平反），这是好事，我不反对。但快考大学了，街道上老头老太太还在搞，还要学校乐队去捧场，我不想去，最后顾全大局还是去了，回来之后说了几句风凉话。我操行就变成了"良"，"良"就不能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些好学校。我觉得莫名其妙，挺不服气，就去找老师谈。这时我在桌上看到科大的材料，于是请示能不能看，老师说看吧。科大招生简章封面很吸引人，对中学生来说内容也很诱人：大师级的科学家都在科大做系主任或者教授，而且科大是科学院办的。我就报了科大。老师觉得我学习成绩挺好，人也挺好，为了操行是"良"不能上好学校也很遗憾，就把我操行又改成了"优"。那句反对卫生大跃进的话也就去掉了，我运气很好，也就考上了。如果我操行不是优，或者没有看到介绍，或许我报的不是科大，当然看到科大招生简章后，比较起来，当然是科大最好。

刘：您在科大的日子，科大可谓群贤毕至，大师云集。当时给您上课的都有那些大师。他们的课程都给您留下来什么印象？

赵：一是已故的张宗燧先生，他统计物理的讲得很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跟国内另外一个权威有不同的看法，对大学生来说，课上得好，又和大牌的人有不同看法，我们觉得很了不起；二是咱们的老校长严济慈先生，他把电动力学、普通物理的电学和电磁学结合在一块讲；此外还有教量子力学的朱洪元先生、及钱临照先生、教数学的曾肯成先生。曾先生虽然名气不如前面三位大，但教得很好。他们在自己领域里面都是一流的学者。

刘：您提到严老校长。您在科大的五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当时在北京也没有暖气，听说严老上课时，大家想给他开个电炉取暖被拒绝，因为想节约用电。你们物质生活上的是不是很困难？

赵：我不了解其他学校，我们基本不去其他学校，功课紧张，交通也不方便。不光没地铁，坐公交车那个钱也舍不得花。从科大来说，主楼刚盖好，没有暖气。严先生上课时，不光技术物理系的人，很多其他年级的人都来听课。教室大概能作五百人，天气冷，他讲课讲到一半时，就跺脚，同学们也跺跺脚取暖，然后继续上课。严先生穿着高级的皮大衣也得脱下去。像张宗燧先生讲课越讲越来劲，一件一件脱下去，因为浑身都是粉笔末。条件是比较苦一点，但是老师热情很高，讲得非常认真。

刘：我知道您在科大毕业前前曾经大病一场，能否请您讲讲您五年的生活？

赵：不是大病，跟别的也没有关系，是我自找的。我想要学的东西太多，还洗冷水澡（我现在对洗冷水澡的效果表示怀疑，周末还跑得很远的东郊出钱跟人学日文。正好得了慢性阑尾炎，又想不做手术。这样拖着对身体没好处，做了手术之后，我也不够注意，同学来看我时，又从楼上跑到楼下去，没有好好休息。别人一个礼拜出院，我两个礼拜出院。出院之后就得补课，看别人笔记，还没补完，又期末考试，所以累的，有段时间睡得不好，有一次在澡堂还晕了过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刘：当时老师劝您毕业论文可以做得简单一点，但是您还是挑了一个难的方向做？

赵：倒也不是很难。毕业论文我是在物理所做的。老师就和物理所讲我身体不好，随便给他点东西做做毕业就算了，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我就找了实验室能够做得到的铅铋合金，因为铅铋合金熔点也很低，实验室电炉就能炼。课题组要做一种均匀的磁场，我想结合这个课题，根据自己对超导的那点理解，看能否通过冻结磁场来做到这一点。选了这个题目歪打正着，因为当时看文献也很晚，做完之后看到美国的《Physical Review Letter》有文章，看到之后跟我的工作一样。由于当时通信比较慢，他们做得应该比我更早，这没有什么，因为我没有压力嘛。当然也没有放纵自己，我还比较满意。

刘：科大引以为豪的一点是六三年以后毕业的两院院士中，科大校友占了七分之一强，超过国内其他高校。（赵：六三年科大才有毕业生。）我数了一下26位院士中，有20位左右是科大前三届的学生，您认为科大老三届校友如此出色的原因何在？

赵：有很多原因，因为文化大革命，一代人都没有上完课，分到很多小厂耽误了。我想没有上课多数人受影响，这是主要原因。从能力上来讲，几届的学生区别不大，文革之前入学的学生都很强；从教课来讲，上课情况也差不太多。

刘：98年科大校庆有一项是58级老校友唱校歌《永恒的东风》。主持人说，58级校友唱的校歌是原汁原味的，是郭老校长、吕骥先生亲自教的。对年轻的科大学生，这一幕感人至深。第一代科大校友是后来者心中的传奇和丰碑。很多人把您作为科大第一代校友的杰出代表，您认为原汁原味的科大人应该具有什么特征？现在科大异地办学，您认为汁味还在么？

赵：第一，说我是第一代校友的杰出代表，我不敢当。各人有不同的领域，做得都很好，我不敢当。

首先，科大办校强调八个字"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这到现在也没错。科大学生念书是不要命的，现在还应该发扬。现在条件好了，要像那么苦的念有点困难。依我看，再苦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念大学不就五年，一咬牙就下来了。

其次，就是我们心里要目标明确和理想，国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钱三强先生到科大做过报告，其中讲过苏联卫星上天。郭沫若校长也强调这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中国要发展尖端科学，希望就在我们身上，尽管很多科学家已经再做了，但是我们觉得重任在肩。我们这届学生有些人赶上了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有些赶不上了，比如原子弹，64年就爆炸了。卫星是70年上天的，我自己也参加过几个月的空间模拟实验室的工作，不算参加，摸上了一点边儿。大家使命感很强。

另外，科大教学跟其他高校联系不多。老先生们上课，也不看高教部的教学大纲，他们对大纲具体有什么，不太在意。比如高等数学，58级有几个系是华罗庚先生讲课，华先生觉得年轻人应该了解什么，他就讲什么。讲完之后助教整理一下，他改改，这就是经典的《高等数学》。钱学森先生讲物理力学，中国是没有这个课的，他工作地点特殊，两个年级学生坐车去听。结果就出了一本书《物理力学》。这是其他高校没有的，这些老师讲课都是全力以赴，这些教授那么忙，上课对他们是业余的业余来做，而且全力以赴。学生也有很强的使命感。要是你学不懂，那是本事不行。比如上量子力学，朱洪元先生讲你听不懂？听不懂是你没水平。你还能请谁来讲量子力学能让你听懂，这是大权威。

科大创建情况比较特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比如负责建科大的聂荣臻元帅、陈毅元帅、徐向前元帅、谭震林同志。背后有科学院的领导，张劲夫，郭沫若校长那是不用说，还有国务院周总理都很关心。学生都觉得自己生活苦一点没关系，因为自己重任在肩。

刘：您提到科大的校风是"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勤奋学习 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科大东区还立了一个校风纪念碑：勤奋学习 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

赵：这不矛盾，这是校训、校歌里的，学校大礼堂墙上写的是"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刘：您在科大的时候"不要命的上科大"就流传很广？

赵：我不知道其他学校，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剑桥岁月***

刘：您1974年，文革结束前您就到剑桥进修，您的这段经历媒体关注似乎不多，在这个星辉斑斓的研究圣殿，您感受到什么？而您作别康桥时，中国正百废待兴，是否想过留下来？文革的其他时间，您是否受到了冲击？

赵：文革时我比较年轻，没有什么冲击，有那么一点点，跟别人比也是小事一桩，生活中的小插曲而已。我在67年2月开始搞国防任务，一直做到1972年。因为国防任务做得很来劲，常常两天不睡觉，一般政治活动对我们很照顾，可不参加。没有其他的事情，有时也参加，不特别花时间。

刘：可以介绍您当时参加的国防任务么？是否保密？

赵：主要是做小型制冷机，红外、微波方面用的制冷机，虽然和我做的超导没有关系，但是跟低温有点关系。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国准备对外开放，派留学生出国。比我们英文好的老先生基本上是五六十岁了。中国要做一些准备。总理负责科学院，我后来听说他要求排些年轻人去国外进修，给八十年代准备人才。我情况比较合适，作为候选人报上去了，就选上了。

我在剑桥时，基本上是早上九点钟去，晚上十点钟回家，呆在实验室，每天如此，做的工作也有新意。（剑桥）给我的贺年片，提到这个工作，也挺满意，工作也在国际会议上报告过。我们当时不让去参加国际会议。（刘：国内不让去？）使馆不让去，离开英国到别的国家不让去，这也可以理解。文章发表比较晚，78年发表，我走了之后一个博士后继续做这件事。

剑桥的经历，在科学选题方面对我是潜移默化的。英国有Morning coffee和afternoon tea。每人一次交五个便士（刘：自己出），对，自己出。我基本上每次都去。我们小组每月都有人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的最近进展，各人看看新鲜文章，看完之后在会上讲讲，有兴趣再回去看看，我觉得也挺好。关于回国，我就是希望早点回来，也没有留在那儿的想法，（刘：没有觉得那儿条件更好？）好也要回来，就没有那（留下来的）想法。

刘：您当时的生活费大概很少？

赵：我回来攒下的生活费就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手表；另外买了一个便携式的盒式录音机，便于学外语，就这么两件财产，别的都没有。

***犹记超导鏖战酣，英雄不愧赵忠贤***

刘：您四十年的研究生涯几乎始终与超导相关，但87年初之前，您一直都默默无闻。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报道称此前您的研究并不如意，也不受领导支持，您是否感到沮丧？

赵：没有特别的感觉。这种东西年轻人就受不了：自己觉得有用，人家不重视你.那时候虽然心里不高兴，也没关系。反正工资照发，手里也可以做一点事，另外从原则上，探索高温超导体79年也列入了科学院凝聚态物理方面的重点方向，那时属于计划经济，拨款还是能拿到一点钱，虽然条件差，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

刘：87年的超导研究成了一场竞赛，为了实现获得可重现的高温超导材料数据，你们当时是夜以继日的工作，曾经48小时没有休息，能否介绍当时的情况？这场超导竞赛中，您的小组几度领跑，您认为这个团队成功的原因何在？

赵：我们的实验条件非常差，外国的同行都不能理解，我也没法形容。基本的条件液氦可以保证，其他恒温器都很差，只能研究20K以下的问题，温度高了一些很困难。条件差，不是说物理所差，别人有些条件好些，不是别人的设备拿来就可以用。现在（物理所）有很多公共平台，排上队就可以测量。我们除了做材料之外，那时还要重新建立测量系统，现在有些系统还在用，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有效，外国人叫deep system，把杆插下去，就可以测量。也是利用原来的技术基础.，我们原来做的高温超导能超过23K以上的就不错了。

我认为有成功也有后悔的地方。成功的地方就是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干活比较苦。后悔的地方如果当时国际交流的经验和实验条件能够更好的话，我想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刘：当时国际交流的局限是否表现在出去开会的机会很少，获得国际文献太慢？

赵：一是比较晚，二是开会还是很难，包括87年之后,美国的March Meeting之后，到了四月份材料会又请我去开会，我根本就没办法去。那时允许出国的经费很少，人家也不理解，现在开国际会议中国人也很多，那时出国是大事。

刘：您提到当时设备很差，现在国家超导实验室的设备是否已经和国际先进相差不多？

赵：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个别的设备不错。现在问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难。要有自己的特点，适合你要研究的问题，还要改造自己有特色的设备，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刘：媒体对87年超导材料温度的不断攀升关注较多，请问最近十年您的研究进展如何？您是否看好将来出现真正可用的室温超导材料？

赵：这十多年有一个过程，我们也想让材料尽快用上去，在应用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基础一点，或者关键技术方面的工作，超导的应用有一个大环境，不是说一家在做好了怎么样，国际上大家都在做。像移动通信地面站的超导滤波器，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是这还有一个市场接受的问题，而且还要便宜可靠。另外其他方面，工业界应用还有要求，光有先进性不够，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探索新材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有的是别人先做，我们很快也做出来，而且还有自己的特点。也有的是我们先做出来，做新材料，从物理角度、应用角度要有意义，瞄准这方面在做。我们做了六十多种新材料，大概有这么一两种物理方面有特殊的性质，至少对了解物理机制方面有启发。超导研究有两方面：应用和机理。我关心应用问题但是我本人不做，我主要做的还是与机理有关的材料研究，特别是单晶做得较好，是世界上做同一种样品的最好单晶的实验室之一。因为现在也开放了，搞机理研究合作交流也很多。有的是比较固定的国际合作研究，也有临时性的合作研究。最近几年我们有出去的也有进来的。我们在国际上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一些自己的想法，通过实验上去验证，不断的改进样品质量。机理问题，因为属于强关联的电子系统，有些特殊性，如果做好了，不光对超导，对凝聚态物理也会有影响。但是现在也很困难，虽然做了这么多年，有很多的实验结果，但是具体那些是解决机理最关键的实验，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这是很难的工作，但是很有意义。

刘：您谈到最重要的是两点：应用和机理。可以请您解释一下机理具体指什么吗？

赵：机理就是找到一种微观理论来描述它，为什么在这种材料在这么高的温度出现超导性。

刘：是否由于现在没有很强有力的机理，导致实验有一定的偶然性？

赵：实验的偶然性，有些有，但是很多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提高认识.一般做的过程中，原来想的和得到的有时会不一样。重要的是结果可靠，对实验的结果做出一定解释，最好能提出概念。至于如何揭示它，这是下一步的事情。

液氮温区超导,当时的思路，有的想得很可笑，但歪打正着。说起来很简单，稀土元素很难分离的，我们用的材料有的是1956年公私合营的商品。也容易想到杂质的影响，当时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比较注意杂质问题，所以就先做出来。反倒独立思维不受外界影响，原创的东西还多。后来文章越来越多，我发现好像有人又走回老路去了。交流是有好处，过去我们长时间跟人家有一段距离，文章看得多了以后，按自己的想法走出自己的路，反倒难了。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小型国际会议，我讲的东西大家觉得很特别。当然不一定对。我相信实验结果在这里摆着，大家可以去分析我们这个想法，讨论这个想法对不对，可以用实验来验证。

***怒斥妖雾必成灾，愿负全责不居功***

刘：您曾经揭露过"水变油"的骗局，但是类似的骗局似乎层出不穷，比如酒变油。你怎样看待这些现象？

赵：最近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好像也不太大了。这总也免不了吧。中国有，外国也有。水变油事件，不是我带头的，是政协开会时，大家都把名字签在后面，就把前面地方留给我签，他们说你就把你名字签在第一个，我想签就签吧，我不是牵头的，但我同意批评水变油。他自己说说也就算了，造成损失比较大。有些人不懂这些东西，作为科学家不出来说几句话不行。有人后来寄给我的材料，居然还说氢和氧确实变成了碳氢化合物，还有这种话？这种东西有科学常识的人一看就不可信，化学反应怎么能变出碳元素？所以我认为有责任批评它，减少损失，对不对？以后再出现这种东西，随着科学素养的提高，要别人相信它甚至投钱在上面，总要有个科学决策。他说归他说去，往里头投钱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如果没有造成损失，说他没有用，如果造成了损失，我要站出来说两句话。批评水变油事件，我名字确实写在第一个，但不是我组织的，是郭正谊先生他们做起来的。打头就是负这个责任嘛，那我就负这个责任，我同意观点，但是功劳不能算在我头上。

刘：您签名时是否考虑到了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赵：不满？那也总得说实话吧，他不满意也就算了。

刘：周光召院长曾经在科大35、40周年校庆两次提到他看好科大出现大陆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您作为大陆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科大校友，是否看好科大校友获得诺贝尔奖的前景？

赵：说我是最接近诺贝尔奖，我也承受不起，但是超导这个工作，我们整个研究集体做得还算不错吧，国际上也承认的。因为高温超导拿诺贝尔奖的Muller教授和Bednorz博士，对我们工作也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但是我们做得工作还不够，应该做得更好。

至于本土拿诺贝尔奖的问题，我认为要靠水到渠成。实际上中国已经有诺贝尔奖级的工作，例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我现在业余做一件事，我们把每年拿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的poster翻译成中文，送中学和大学,放在图书馆里，这也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支持，也得到了沃尔沃汽车公司的支持，因为印刷需要钱。也参加过91年和99年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我认为能做出诺贝尔奖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科研传统，需要有研究传统的群体，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探索到更深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得奖多数是年轻人做出的工作，有人得奖年龄很大，但是做出工作时很年轻。虽然是年轻人做出的工作，但我认为还是要老中青结合。老的作用并不在于他本身的研究，而是他创造的环境能让年轻人冒出来。所以周光召主席的早期工作也和诺贝尔奖工作有密切关系，他讲的话是一个期望，是希望年轻人能有原创性的动力，要有献身科学的精神。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大学和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优秀传统，开始创造好的环境，营造这个环境的过程中，包括年纪大和中年人，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年轻人冒出来，我坚信这点:水到渠成，不可阻挡。像穆斯贝尔，在德国战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但靠着德国研究传统，他可以在如此年轻的有这个成就；像冯.克利钦，也是很年轻时候，置身于一个有传统的环境当中。这些工作出在年轻人头上，所以应该珍惜不排斥年长者的研究群体的这种符合科学规律的环境。

刘：您提到研究环境的营造和研究集体老中青三代结合的问题。对科大的环境，您认为是否有由突出的特色或弱点，有利于或者不利于取得诺贝尔奖级的成果？

赵：科技大学年头也不少了，当然中间受了冲击，搬到合肥去了，迁校后动荡了几年，但是别的学校也受到了冲击。科大位置相对较偏，但现在网络发达，学术上交流不受太大影响，真正要做出有深度的工作，偏远的地方或许还好，只要一门心思做学问。

我这回到西安去，看到一个年轻人，家在北京，但是他喜欢从事的专业，就是研究几万年来气候环境的变化问题，他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愿意离开北京到那儿去。喜欢研究，努力去做，才能找到一个适合发挥能力的研究环境。我们毕业那时有人宁愿到偏远的地方去，只要专业对口。对于中国科大，我相信领导的期望。虽然并非所有人终身从事研究，但总有一部分要献身科学，应该到研究环境好的地方去。

刘："所系结合，全院办校"是科大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科大的地理位置和多方面的原因，中科院对科大的支持有所弱化，您认为应该如何加强科学院和科大的协作关系？除了科学院，科大还应该加强与那些方面的合作？

赵：所系结合随着科大搬迁弱化了很多，科大已经成熟了，可以自立，当然也需要加强和研究所的关系。

科大的发展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想能不能把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分析清楚，把弱点也分析清楚，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办学特点。因为到科大念书的学生都是尖子，这是很重要的条件；师资力量方面，有年长的教授，年轻人也在不断地回国工作；跟国外的交流也很密切。不要过分强调不利的地方，要发挥自己特色，照样可以办成很优秀的大学，我认为全国都在重视科教兴国，科大只有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能再创辉煌。

刘：请问您以前是否听说过科大校友基金会？作为科大资深的科大校友，您对校友基金会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赵：我知道，也曾经见过校友基金会的成员，当时在郭沫若校长的故居。也知道校友基金会做了不少的事情。科大从毕业生来说较少，算少数民族，加强互相的沟通和团结，不仅可以为科大也可以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校友基金会做了很多事情，做得很好，我们在国内的校友其实也很关心科大，有时也和领导见面谈谈。

校友基金会做得很不错，有效果。科大办学时间很短，其他学校在企业界成功的多，可以捐个楼什么的。我们还需要时间。你们钱用的效果也很好。其实校友活动比较多的大量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出去的人，已经很有成就，但发展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也借这个机会向校友基金会的领导和成员表示我的敬意，也祝愿基金会更加成功！

刘：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校友基金会的访谈，也谢谢您与校友分享您的成功经历和见解。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

赵忠贤院士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