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校长的浓浓乡情和校情

发布:2017-09-04 09:58:59    来源:校友总会    点击:483


     “在会上,我大胆提议,中国科大不能搬回北京了,不如与上海科技大学合并,在上海嘉定办中国科大。。。。。。利用上海雄厚的工业科研资源,又发挥科大“理工结合,所系结合,全院办校”的长处。严老仔细地听我发言,透过金丝眼镜注视着我,起初含笑微微点头,随即陷入默默的沉思之中。”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感怀老一代的科学家对科大创立和发展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严济慈校长在科大经文革破坏,下迁安徽后,在第二次创业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有幸二次面见严济慈校长,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严济慈校长1901年1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下湖严村,离开现在著名的横店影视城不远。1915年,他考入东阳中学学习,家境贫困,但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后来留学名师,回国奋斗几十年,成为科学泰斗,教育名家。他成为东阳的偶像和骄傲。因而中国科大在他的家乡--东阳义乌地区,是多少青年学子向往的首选名校。每年都有不少的东阳义乌的学子来科大深造,一批东阳义乌籍的老师也为科大努力工作,贡献力量,例如张其瑞教授,赵根深研究员,陈义良教授等。现任科大常务副校长的潘建伟教授,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主持的“墨子号”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量子通讯领先世界。如严济慈校长健在,他会感到无限的欣慰。

 

图1. 严济慈校长的出生地(来自高登义校友) 

 

 

图2. 严济慈校长的故居(来自高登义校友)

 

图3. 故居里并列存放着校长与夫人的照片(来自高登义校友)

 

    东阳江清澈见底,自东向西,最后转变流向,汇入钱塘江,灌溉着东阳并不肥沃的土地,养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才。1989年,东阳就被《人民日报》誉为"百名博士汇一市、千位教授同故乡"。到2012年底,在国内外具有高级职称的东阳籍人士达1万多人,博士和博士后1100余人,东阳籍院士11人。严济慈校长生前对这片故土充满了深情厚谊。他一有机会见到东阳籍的师生,便用浓浓的东阳方言交谈,仿佛回到那久违的故乡。

    我本人在上海长大,依序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1965年从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考入中国科大。当年报考大学填的履历表上有一栏籍贯。上海大部分人的籍贯是江苏或浙江的县市, 因为上海是移民的城市。我的籍贯填的是浙江东阳,因为父母来自那里。中国科大在北京玉泉路19 号校园并不大。当时严济慈任科大副校长,校园里常能见他高大和忙碌的身影,我以敬仰的目光向他暗暗致敬。心想以后总会有机会当面向他请教致敬。当时科大开始实现选修制,鼓励学生选修自己满意的课程和授课老师。我想在高年级上专业基础课时,选修严校长的电磁学,一定有机会师从来自东阳江畔的科学泰斗。

     1966年6月,中央广播台播发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学校全部停课,大字报,大标语,大串联,一片混乱。在科大的校园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再也见不到严校长的身影。1969年科大被迫从北京下迁安徽。中国科学院创办“所系结合”的名校,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我们不仅失去了选修严校长的电磁学的机遇,而且,连大学的课程也没有学完,就在安徽草率地分配到军垦白湖农场“锻炼”。很可惜大学五年的时间,我没有能面见严校长。

    然而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却有幸能在毕业后面见严校长。 1971年8月,因地震工作的急需,从安徽白湖农场抽调15名科大毕业生组建安徽地震队(局)。同年九月地震队的刘克信队长指派我负责地应力预报项目,并出席由李四光生前亲自规划的全国地应力预报专业会议 — 在那“大革命”的年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专业会议。专业会议在位于三河的国家地震局直属的地震地质大队举行,离北京很近。会议结束后,参加由李四光的秘书,地质力学所潘力宙研究员主讲的地质力学课。在此期间,刘克信队长要求我到国家地震局办理一些公务,例如,要两辆吉普车。9月下旬的北京,天高气爽,街面上似乎很平静。心里惦记着科大,我先回到了科大老校园。两年了,校园比我们下迁时更乱。办公区和教学大楼变成了铁道兵的招待所,这或许是铁道兵军宣队的功劳,近水楼台先得月。学生宿舍楼,都成了工人宿舍,这是对工宣队的酬劳。顿时,我的好心情化为乌有,默默离开科大校门,回头一看,大礼堂正门的巨幅画像还树立着。出门后,我直奔位于三里河的国家地震局。

    一些重要政府机关在三里河办公。在临街的一栋大楼前,迎面挂着“国家地震局”和“中国科学院”的大牌子。中国科学院,我心不由得一动。拾梯而上,我来到了刘英勇局长办公室。递上了介绍信,说明来意,刘局长很爽气地答应了安徽地震队的请求,批准了2 部吉普车,和基建用的各项指标等等。我的公事办得很顺利。心情一下子好起来。正准备离开大楼, 忽然想起来“中国科学院”的大牌子,严校长可能在楼上办公吧。今天运气不错,可否试一试见一见严校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我鼓起勇气上楼走向科学院的付院长办公室区。

   先找谁呢?直接找严校长未免太冒失了。先找严校长的秘书,我打定了主意。我有位亲戚,在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负责物理学的条目。他访问过许多国内著名的物理学家,包括严济慈。他曾告诉我严校长的何秘书的名字和联系的方式。于是我联系上严校长的秘书,自我介绍为中国科大的毕业生并取出单位的工作证。何秘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明我的来意。我开门见山表明作为科大的毕业生,很想当面向严校长致敬,可惜当学生的时候,错过了机会。何秘书理解我的心情,说不知严校长现在有没有空,让我稍侯片刻,等他进严校长的办公室汇报一下。我有些不安,没有预约,恐怕打搅严校长的工作。约几分钟后,何秘书出来,面带笑容,对我说,严校长请你进去。我怀着敬仰的心情,随何秘书进入严付院长的办公室。

 

图4. 严济慈校长

    严校长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进去,放下文件,站起来同我握手。我迎上前去,握着严老的手,情不自禁地用东阳话说:“能有机会,作为科大的学生和东阳的后代向严校长问好!”严校长微笑着请我坐下。严老也用东阳话同我交谈起来。他问我上科大的简况,得知我在上海长大,颇为惊讶地问我为何能说难懂难学的东阳方言。少年时代,我几乎每年过年都要回东阳看望慈祥的外婆,因此能听说东阳的方言。说到家乡,很自然讲起东阳名产火腿和黄杨木雕。严校长平易近人,气氛轻松融洽。我也从紧张的神情中解放出来,心想这次出差值得,亏得鼓足勇气,没有放弃难得的机会。

    严校长从家乡的话题转向了科大的状况。科大下迁快两年了。他无时不刻地牵挂着科大的困境和未来。在那1971年极其混乱的文革年代,关于科大在安徽的情况,他获得的资讯很有限,因此感到无可奈何。知道我从合肥来,他急切的想了解科大的情况。我如实地汇报了我看到科大的状况。科大安排在拥挤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园里。从北京搬去的仪器设备,还没开箱,堆在校园里,日晒雨淋。巨大的特殊的水泥块,据说是建核反应堆用的,堆在路两旁。广播台的音柱,在北京校园,天天播放雄壮的科大校歌“迎接着永恒的东风”,也从北京搬来,静静地躺在泥地里,无声无息。。。。。。严校长听着,脸上的笑容顿时消散了。他关切地问到师生的情况。我实在不忍心细细的叙述科大搬迁中的混乱局面,以及安徽工军宣队对科大师生的强力压制。只能反映一些科大的老师随迁到安徽的生活很艰苦,住房困难,能调的调走了。69和70 届毕业生大多数分配到偏远地区。我们分在安徽的人都在白湖农场劳动锻炼,扛水泥,打地基,盖房子,种水稻,。。。我把大致情况叙述了一下。严校长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科大每年从全国招收不到700 名顶尖的高才生,入学的分数高于任何其他高校。他们应该成为攀登科学高峰的尖兵,建设祖国的栋梁,却有如此的遭遇,可以看出严校长心急如火,  又无可奈何,他为科大的学生惋惜,更为科大的前程担忧。办公室沉默了一会,我觉得应该告辞了。我说:“严校长,感谢您在百忙中接见我。作为科大的学生,敬仰您,而所有的东阳人民以您为荣。”严校长站起来送我到办公室门口,临别时,意味深长地用东阳方言说“东阳东阳,乌云遮不住的。”并嘱咐我做好本职工作,为地震预报作贡献。

    从中国科学院大楼出来,九月的阳光明朗宜人,我心情很愉快,终于面见了尊敬的严校长。回想在科大五年,因文革的缘故,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时间还早,我心致冲冲,直奔颐和园。广阔的昆明湖,我曾围绕它游泳。信步拾阶登万寿山,猛抬头,迎面石壁上,涂上了白色的石灰浆,而标语手迹隐约可见。猛地想起来了,这巨大的石壁上,原来是那人人皆知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文革前期即使你在昆明湖游泳,也能清楚地看到这巨幅标语。我心里不禁嘀咕,谁有如此的胆量,抹去这幅大标语?!他可是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我警告自己,千万别胡思乱想。九月下旬的北京表面上平静如水,其实“九一三”事件已发生。我们当时都还蒙在鼓里呢。

    五年后,又一次到北京,也许又有机会可以面见严校长,但我考虑后没有去见他。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的年代。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和三位同事奉命支援震区。第二天抵达天津,天津破坏严重,房倒屋塌,人们露天而宿。桥梁和道路抢修通后,我们乘天津警备区的车辆进入唐山。在唐山抗震救灾一个月,我拍摄了大量的现场照片,部分照片收录在后来安徽地震局编印出版的“唐山大地震影集”中。8月底我们从唐山到北京,北京也有不少楼房遭到破坏。比如王府井的百货大楼,有水泥块砸下来。地矿部的大楼,也有破损。我心还惦念着科大老校园,尽管那里已于科大无关。乘地铁很方便,来到玉泉路,科大老校园基本上完好。回来途径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地震局的大楼安然无恙。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不要去看看严校长?五年前曾曾在此见过他。很快又打消了这想法。有什麽值得汇报的呢?科大搬迁后又遇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奄奄一息,五年来毫无发展。说到地震预报,1975年的海城地震,地震预报非常成功,刘英勇局长自豪地在巴黎国际会议上介绍我国地震预报的经验。可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震撼全国,却没有预报,地震预报工作回归于零。严校长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千头万绪,此时一定很忙,还是不要打搅他为好,我默默祝他安康!中国科学院大楼从公共汽车的窗外一闪而过。 北京,此时的北京,依然安静。我乘飞机回合肥。当坐在飞机上,回望北京城,隐约预感的又有大事要发生。但是按地震预报三要素:时间,地点和震级,谁又能准确预报2个月内的事态发展呢? 事实上,不到半个月,果然有大事发生了。并在十月份,粉碎四人帮,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临了。1978年,经严格的考试,我被录取首届研究生回到中国科大学习。经三年学习,取得硕士学位,留校工作。出乎意外的又有一次面见严校长的机会。说来话长。   中国科大办在安徽这样的落后的省份,格外不易。哈佛,康乃尔,MIT等名校都不在首都华盛顿,在美国,首都是政治中心,其他方面并不抢第一。一流的高校,地理上分布较广。无可韪言,由于中国的特色,高校办在落后的省份比办在北京困难得多。中国科大办在合肥,困难很大,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便。国际著名的专家学者常常在北京上海转圈子。外国元首鉴于行程,仅在北京的高校演讲,为这些高校免费做广告。许多教授宁愿在北京上海中等水平的高校,也不愿到内地的名校。西安交大是个比较的例子,尽管她原是从上海交大1957年迁去的,现与上海交大相差很大。中学生报考高校,首选的是北京上海高校。因此由于中国的特色,地点是办校的很重要的条件。

       正因为如此,1978年,严济慈和华罗庚两位副校长带头,五十多名著名的学者教授联名写信,鉴于“理工结合,所系结合,全院办校”的方针,要求把中国科大搬回北京。这是一封合情合理和真知卓见的信件。遗憾的是此信被当时专管科技工作的有关负责人拒绝。科学家们集体的正确判断和要求抵不过个人的权力,中国科大失去了搬回北京的机会。而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却如愿以偿搬回北京。因此,中国科大的教学科研及学生来源存在许多地理上的障碍和困难。
    科学院为了办好中国科大,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科大工作会议”, 解决科大办学的困难。郭沫若去世后,严济慈接任中国科大校长,几乎每年都不顾年迈,亲临科大指导工作。1981年,他在黄山开完会来合肥,到科大视察工作。他除了召开一些计划中的会议外,还召集其他形式的师生座谈,深入了解情况。有一天,校办通知我到稻香楼宾馆开座谈会。我进入稻香楼宾馆小会议室,何秘书热情迎上来打招呼。已在座的还有浙江东阳籍的张其瑞教授(著名的低温超导专家,毕业于南京大学)和赵根生研究员(著名的同步辐射加速器专家,毕业于清华大学)。他们俩的爱人也都是东阳人,都在校医院工作。我第一次有幸参加了严老的座谈会。得知他们两位已参加过几次严老的座谈会了,情况熟悉,我也放松多了。

    稍侯不久,严校长快步进来,与我们三人一一握手。与十前相比,他没显得变老,反而更加朝气蓬勃,神采奕奕。科学的春天,激励着每个人,包括老一辈的科学家。 座谈会上气氛活跃,无拘无束。严老精神很愉快,首先他讲述了以近八十的高龄登上黄山的情景。他平易近人,在黄山上与修建楼亭馆阁的木匠和泥瓦匠亲切交谈。东阳号称“百工之乡”,外出务工的人员很多。他得知这些员工们来自他的家乡浙江东阳,特别高兴,勉励员工们把黄山建设得更漂亮。严校长说到高兴时,用浓浓的东阳方言与我们对话。我们拘束的情绪一扫而空。

        

图5. 严济慈校长

    严校长的开场白后,张教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加强低温超导的研究,争取走向世界前沿的若干建议。赵研究员汇报了同步辐射加速器予研制尽管遇到不少困难,科大师生顽强拼搏,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步辐射加速器大科学装置的研制,包含了物理学,材料科学,电子技术,精密机器等多学科的协同攻关。严济慈校长规划和领导了这项目,高瞻远瞩,带动了科大科研和教学的发展,率先在高校中建立了大科学工程和国家实验室。在我国经济相对困难,科教经费紧缺的情况下,为科大争取了关键的项目和宝贵的资金,使得科大的科研教学跃上高的台阶。在导师戴益民和尹可能的指导下,我硕士论文的课题项目,为同步辐射加速器研制高精度的主控振荡源,真刀真枪,结合实际,因此很有价值。后来,论文的一部分以“YIG微波锁相环的非线性性能分析”为题发表在《电子科学学刊》1984 年第6卷第2 期。
    严校长十分有兴趣地听取了大家自由的汇报。他非常关注科大在合肥办学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我的导师尹可能教授与上海光机所的屠世谷研究员和上海科技大学有合作关系,他曾带领我们访问过上海光机所和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嘉定环境很好,是科研和教学的好地方。会上,我大胆提议,中国科大不能搬回北京了,不如与上海科技大学合并,在上海嘉定办中国科大。嘉定位于上海西北郊,发展的空间很大。嘉定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的基地,有十几个研究所。中国科大在那里可以弥补地理上的缺陷,并利用上海雄厚的工业科研资源,又发挥科大“理工结合,所系结合,全院办校”的长处。严老仔细地听我发言,透过金丝眼镜注视着我,起初含笑微微点头,随即陷入默默的沉思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样的提议或许太超前了,超出他能做到权限,当时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如此,我至今还认为这样的想法有可取之处。现在科大先后在苏州和上海成立了研究院,弥补了安徽的不足之处。原来的上海科技大学,并入了上海大学,因此消失了。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又开办了上海科技大学,同时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大学。这都是同样思想的结果,事实胜于雄辩。
    是的,东阳籍师生座谈会说明严校长十分眷恋他的家乡东阳。但细想想来,与其说是浓浓的乡恋,更准确地说是他对中国科大的浓浓深情和一心把科大办好的坚强决心。他利用休息时间和各种形式,了解下情。严老的东阳籍师生的座谈会是一种创造,自由自在,每人讲真话,说真情,使他知晓师生的真情实况,便于他思考和决策。科大的低温超导科研在张其瑞教授的引领下,走在国内的前沿。他培养的研究生宋顺年获得第一届郭沫若奖。科大同步辐射加速器的研制,在包忠谋副校长的直接指挥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建成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

    在严校长的领导下,科大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研究生院。科大创造性地开办了少年班,开辟了培养科学尖端人才的新道路。严校长和国内外的著名科学家领导并实施了中美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加速培养了一大批留学人才,为国家解决了科技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境。

    科大因“文化大革命”和下迁安徽,几乎濒临解体。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的几年里,科大在科学的春天里获得新生,重新站立起来,这是严校长为首的一大批教授干部和师生的努力的结果。严校长呕心沥血,统筹规划,身先士卒,为科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他的题词:“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激励着科大人奋斗不息,探索不止,无所畏惧,永远前进,攀登科学高峰!


图6。东阳的千年古樟树(楼望建摄) 

        在中国科大建校六十年大庆的时刻,我谨以此短文怀念尊敬的严校长,并献上一张他家乡 ——东阳千年樟树的照片。祝愿母校像那高崇参天的樟树,根深叶茂,傲霜历雪,更加郁郁葱葱,百年千载,屹立中华,声震世界! 

2017年9月1日。

  

    附1:

七律   遥祝中国科大华诞

楼望和 (6561 和 1978届研究生校友) 
号角阵阵催科大, 玉泉清清润春华。
骤起文革风萧肃, 轻飘江淮爆新芽。 
少年英豪赶银发,同步光源亮天下。
长江水阔凭鱼跃,黄山松青胜百花*。

    * 百花山, 位于北京西郊,陡峭险峻,山高林密,泉水叮咚,百花盛开。1968年夏,我与科大同学步行游览京郊七日,穿门头沟,访谭柘寺,露宿百花山麓,登临京畿群山极顶。转游上方山,下探云水洞,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洞遗址。处风暴而不惊,自寻其乐。   (2008年于美国洛杉矶)

    附2:
     注释:正文中严校长故居的照片取自中国科大校友高登义的个人博客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dengyigao
    特向高登义校友致谢!

    附3:严济慈先生1927年 – 1928年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现上海市上海中学)兼职任教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先前深得张謇、黃炎培等人重视。1927年蒋上台,对旧教育体系开刀,从原学日系教派改为学欧美,崇杜威“哥仑比亚大学教育流派”,解体省立二师,易名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通辑黄炎培,称其为“学阀”。由于从师范改制,数理化师资單薄,而省立二师曾有人参与当时的上海的“大同大学”,“中国公学”的创建与运作。严老1927年正逢留法归来,到上海后就在上述两校任教。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跟大同大学地处不远,严老曾在上海中学兼职任教。上海中学早年校友, 如1928届陆人骥等,均异口同声认定“严的短期上海中学教学生涯”。与严老类似的情况,还有顾准、查良鑑、郭大力(“资本论”两大译者之一)等名家曾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兼职任教。

    邵文珠,是中国科大首届毕业生,跟严老很熟,退休前任全国税务计算机工程“金税工程”总工程师。在严老生前,上海中学校友会为此段历史,请邵文珠去电向严老求证过,严老答:“有此事实!”  

(考证内容由原上海中学校友会秘书长邵明祥提供)

                                                                                                

作者:楼望和 (6561 和 1978届研究生校友,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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