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峰

刘：蒋博士，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专访。校友基金会主席张上游请我转达对您的问候，并向您和陈雪生教授对校友基金会的多年支持深致谢意！

蒋：谢谢，你们太客气了。

高考调包记

刘：77年12月高考，您什么时候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花了多长时间准备？

蒋：当时公社通知知青可以报名高考。我是高考前大约一个月回家开始复习。好像重点只复习了政治和数学。

刘：您为什么要报考科大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科大风头最盛，但是我知道那时科大特别难考，一个学校最好的学生报考都抱有极大的风险，您填报科大是否知道后面的风险？

蒋：回想起来挺好笑的：我一直喜欢文科，下乡我也在中学教过语文，所以志愿是想报考复旦新闻系。但是那时有种偏见，都认为没本事的才考文科。公社里的人都起哄，书记也指着报纸对我说“蒋华，你一定能报科大！”因为科大最具有影响力，科大的消息特别多。全国科学大会也刚召开，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我们那时是考前填志愿，可以填六个志愿，我就依次填科大、清华和北大，最后一个是合肥工业大学。回家后我父母特别担心，认为是儿戏，因为一旦考试失败就完了。于是他们就托人把科大改成了第六志愿，合工大成了第一志愿。

刘：这么调换志愿，最可能的就是进合工大了？

蒋：是的。但我被科大招生老师捡来了，因为合工大只在四川招五人，托科大老师帮忙。科大老师录取之后，就帮合工大招生，发现了我的档案，认为成绩不错，满足科大条件，原来第一志愿也填了科大，于是我被录取，还到了物理系（我填的无线电电子系）。后来发现科大学生太厉害，我还曾戏言不如去合工大呢，或许我在那儿是最厉害的^_^。

永不放弃，希望相随

刘：那时竞争极其激烈，您是否感到压力很大？五年的生活，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功和挫折是什么？

蒋：科大的经历本身就是成功，如果能在科大走过来，不趴下，就是成功。我在科大很平常，但科大的经历为以后的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那您在科大是否有快趴下的感觉？

蒋：真有。第一个学期锐气尽灭，原来我在中学总是第一第二，从来没有失利过。我从小县城来，发现很多同学微积分都学过了，差别太大。在这些很厉害的同学面前，真感觉矮人一截。最近我中学母校有孩子来科大，给我来信说：“我原来觉得，我比很多聪明的人更勤奋，比勤奋的人更聪明。可到了科大，才发现自己不比任何人勤奋，不比任何人聪明。”因此很吃力。我告诉他这个经历我们都有，一定要挺住，克服这些困难，道路会越走越宽。

刘：我认识不少校友夫妻都来自科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丈夫虽然很成功，但是当年在科大学习成绩往往不如太太。请问在科大时，您和陈雪生老师谁学习好？

蒋：这可能是一种模式（笑）。她学得很好；我非常普通，我自己感觉在科大学习是有很大的压力，到了高年级动手机会较多，才开始如鱼得水。

刘：上次我采访陈老师，她把你们走到一起的过程讲得语焉不详，请您补充点浪漫的内幕？

蒋：她说的是事实。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去年在New Jersey我们同学聚会时很多人让她（没要我）回答这问题，我把她当时的回答重复一遍，她说蒋华烧的红烧肉特别好吃（笑）, 那时我们两个都在物理所。

刘：要打通佳人的心，先打通佳人的胃？你们感情很好，很多次都是由您选择牺牲，例如转学和求职的经历，这和中国传统观念似乎不太符合。做出这种牺牲时，您感到委屈和为难吗？

蒋：没有啊，主要是她比我领先一步：她早毕业，我还在念书；她找到工作了我还在找，所以只能在她后面跟（笑）。如果我走到前面，也许是她选择牺牲。

刘：772同学在校友基金会共同设立了772基金，我想这是出于对科大的热爱，也可以看出你们很团结。当时同学相处是不是特别融洽，现在互相联系多么？

蒋：对，我们同学确实很融洽，关系也很好。772基金99年由我发起，通过Email两个月联系上了所有同学。我这十几年来一直负责我们同学的通讯录。去年我们在New Jersey有一次入校20周年reunion。

刘：您是在物理所赵忠贤实验室做的本科论文，工作了四年。这几年您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87年，赵老师的实验室在高温超导方面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绩，在您看来这是否是必然的？

蒋：是的。做本科论文时赵老师是室主任，我跟张殿琳院士做的论文。张老师工作非常严谨，跟他虽然只有半年，但受益匪浅。后来到物理所工作就在赵老师的组。回想起来我觉得非常幸运，在物理所四年时间，直接接触和工作的老师，例如张殿琳、赵忠贤、李林等几位院士，给我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赵老师，跟他学到很多东西。赵老师有战略家风度，他的成绩确实是必然的。在物理所我有机会参加了超导的攻关项目，直到出国。这个项目获得了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我是参与项目的两个主要人员之一。

刘：留学赴美要克服语言困难，开始应是上课为主，但您赴美不到一年就在研究方面获得很大进展，推翻已被公认的Hg2I－'相的存在。您如何做到这一点？

蒋：第一年确实遇到语言关，因为出国之前没有语言强化，但课程不吃力，这是科大打下的基础，这里研究生课程多半科大已经学过，所以很顺利。也得益于在物理所研究的训练。

当时希腊人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号称发现了一个'-Hg2I的新相。-Hg2I晶体是用来做γ射线探测的，价格很贵，另外还有一种β-Hg2I，便宜但没什么用处。希腊人发现的'相和β-Hg2I一样便宜，但他们认为可以过渡到，因此人们以为可以用很低的投入通过'相得到相。NASA和能源部希望大规模生产。我当时的课题首先需要重复他们的实验。我在几个月内就重复了这个实验，可是发现中间有问题，和他们所总结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报道的'-Hg2I只是假相。能源部很重视这个结果，准备上马的项目停了。（刘：你实际上是破灭了他们的希望？）是的，这个项目一旦上马，肯定做不出来。从经济角度来说有点贡献。

因为陈雪生在波士顿，第一学年结束我提出转学离开。导师主动提出给我申请硕士学位，其实我只念了几门课，学分还差得远。我导师将我在科大的学分算上为我申请。所以白捡了个学位。

刘：1991年，您发现并获得高温超导体最高临界电流密度；1998年您发明世界最快速的光开关；1999年，第一个提出电磁共调微波无损耗器件，获该年度NASA新技术发明奖。促使您离开大学研究职位而到实业界谋职的动力是什么？如果留在大学里，在研究方面是不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会不会感到遗憾？

蒋：当时有点，但现在不感到遗憾，甚至庆幸没留在大学。89年做博士论文时我开始做高温超导，这是我的本行。我将高温超导体薄膜经过特殊方法做了50纳米的微桥，这时发现临界电流密度反常，这个工作91年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上。这项工作发表前后我承受了很大压力。发表之前，这项工作被海军（我们的合作者）提前在《高温超导动态》上透露，于是受到了很多指责。《高温超导周刊》，发表了好几个教授的质疑。当时最高临界电流密度记录的保持者、一位Stanford大学的教授表示怀疑；另一位Wisconsin的教授反应更为激烈，他认为根本不可能，还说如此高的电流密度是违背超导基本理论的。

刘：一个月之后您就拿出了论文反驳？

蒋：是的，当时我们论文已经送审，还没有发表。那时正好开美国物理年会，遇到很多科大同学的聚会，争论也非常大，好多同学都反对。文章发表之后就好些，一个星期之后，英国著名科学家John Gallop，在权威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专门的评论文章，首先肯定了这个结果，并认为这项工作为高温超导体的应用提供了依据。从而基本上平息了争论。一年之后，麻省理工学院重复了我们的实验结果。《高温超导动态》还再次发了消息。

刘：为什么一年之后才有人重复结果，按照您的论文不能马上验证实验结论吗？

蒋：因为这个实验比较困难，我们所做的桥是50纳米，十几年前能达到这个尺度的机构不太多。MIT重复这个结果是在另一种超导体上实现的。这事当时影响比较大，也得益于我比较年轻，什么都不怕。如果换现在，或许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关于世界上最快速的光开关，我需要做一个解释，以免引起混淆。或许应该翻译成光快门，用于防护激光，反应速度是20纳秒，比照相机上的快门要快十万倍。

刘：这东西可以用于坦克？

蒋：激光打到坦克窗口上，会伤害人眼或者仪器。使用滤波片只能防护某些波长的激光。对于未知波长激光则无能为力。所以当有激光发射过来，可以使用光快门立即关闭窗口，减少对人员和仪器的影响，避免激光武器伤害。

关于电磁共调微波无损耗器件，实际上特别简单，学物理的人都知道微波的传播与介电常数、磁导率有关，控制微波的器件可以使用电或磁来调控，但是无论使用哪种，都有另外一个副作用，微波器件将产生额外损耗。这是由于器件的阻抗的平方与磁导率成正比，而与介电常数成反比，我提出同时利用电调和磁调，可以保证本征阻抗不发生变化。这些都是电磁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教科书上都有，但从未有人实际运用。我提出之后，NASA很感兴趣，拿到了六七十万的基金。多年之后我给了一个特邀报告，完了有个快退休的教授非常激动跑过来对我说“你知道么？我在三十年之前就提出可以这么做，但是没有一个同事支持我，也没有人去实践。”今天终于有人实现了，他很高兴。

光纤通信，曙光在前

刘：你的研究很成功，为什么要选择到实业界去谋职？虽然我理解在康宁你一直还在做研究工作？

蒋：这在当时是出于无奈。我曾经梦想在大学做终身教授。92年我导师推荐我去空军国家实验室，但那时由于身份问题进不去。他们可以接受大学的访问教授，所以我刚做了3个月的博士后，就混了个东北大学的研究教授，于是就进了空军实验室。95年空军实验室经费不足面临被关闭，我的上司动员我找工作，我开始跟大学联系。当时我认为与别人相比，我们在语言上先天不足，所以只找了比较差的二三流学校，一轮下来，锐气全无，所有的大学都拒绝了。96年我继续申请，这次我全找好大学，效果很好，得到了三所大学的录用，Caltech还邀请去面试。因为好大学看重的是研究。可是由于陈雪生在波士顿，我最后选择了放弃，于是在当地找了个小公司。当时去小公司的动力就是为了要留在波士顿。

刘：请介绍您在康宁公司的经历，如何完成从科学家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转变？

蒋：96年我到公司工作，2000年公司被康宁收购，在公司里我一直只想做scientist，上司曾经找过我希望我主管研究部门，但被我拒绝了。后来任命的人选大家不能接受，有三位资深科学家提出辞职。这种情况下，公司让我出马，所以我是被迫进入管理职位的。说来挺有趣，我在这个公司六年，前后换了八张名片，由科学家到部门主管到副总裁再到总裁。我感觉做管理收获很大，接触面广，是埋头研究不能得到的，哪怕是研究方面也比自己直接从事研究收获更多。

刘：在去年初您被任命为康宁应用科技公司总裁，成为康宁集团公司在美的唯一华人高级主管。尽管美国是个强调众生平等的社会，隐形的机会不均等是无法避免的，您在公司发展是否遇到过这种障碍？

蒋：这个问题在很多场合有人问到过我，通常称为对外来族裔的glass ceiling。但是我比较顺利，没有太多障碍。我所面临的困难不是这方面的，可能还归结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一致，交流方面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其实我没有想到会做公司的一把手。我的前任曾是西点军校的教官，在康宁是非常资深的。他从康宁总部来时带来一位西点的第一届女生。我的前任退休时大家都认为会由她接手做。但宣布时由我负责，她做我的副手。后来我问我的前任，他告诉我，对我曾经有两次考验，但是他拒绝透露是什么样的考验。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估计到。2000年康宁有一次股票从70几美元两个星期内掉到40，我事先无意中知道了内幕，因为当时我并不算圈内人，要是抛售股票，法律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抛了，（刘：总裁就没了？）应该能赚上百万，但我什么都没做。当时康宁从中国拿到了一个大订单，股票飃升了很多，但是有坏消息暂时外界没人知道。后来消息发布后股票一下子暴跌。所以，我感觉integrity很重要。

刘：去年十月，您买断康宁公司相关部门，组建了波士顿应用科技公司。康宁公司是光纤业巨头，背靠大树好乘凉，您为什么选择自谋发展？

蒋：2000年光通讯开始走下坡路，后来市场变得非常严峻。康宁已关闭所有光纤通讯器件部门。去年决定关闭我领导的这个公司。我当时有两个选择：康宁开始调我到总部去，因为家庭因素，我拒绝了；后来是调到康宁在波士顿附近的其他部门。如果离开，公司裁掉这些员工我感情上不能接受。从创业来说，这是一个绝好机会。因为我和我的合伙人选择买断资产，在技术和产品上我们和康宁达成了协议，并组建新公司。

刘：波士顿应用科技公司关注什么领域？这一年的业绩如何？和国内有哪些业务往来？

蒋：我们开发的是电光材料，这种材料用于一系列电控光器件，在这个技术平台上，我们的产品用于光通讯、仪表、医疗设备及国防项目。我们得到的政府合同已经超过十项。我们现在的产品有自己的品牌，其中一部分还用康宁的商标。在中国、意大利、以色列、法国和马来西亚等地都有我们的代理商。最近我们在国内杭州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我也在中国一家公司做董事。最近我们刚刚和一家美国龙头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的合同，这对我们至关重要，但是我还不方便透露公司的名字。这几年，光通讯公司接二连三的倒闭，我们公司第一年还很不错，已经站稳了脚跟。我对市场的恢复与前景感到乐观。

刘：那您预测光纤通信器件这个行当里何时能恢复景气？

蒋：很难说，业界人士不断地做预测，然而日期一再推迟。光通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我认为对光通讯的需求始终存在，并会进一步增大。虽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这个行业一蹶不振。今年年底，或许有一些恢复的正面迹象，也许是明后年出现曙光，我有信心。

刘：你们在杭州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为什么是杭州，因为杭州在传统上并不是一个高科技城市，为什么不选择上海、苏州、深圳？

蒋：中国是今后光通讯的大本营和最大市场，这个风水宝地，没有人会错过她。前几年，大家都在中国建厂，现在看来都不成功。这两年光通讯整个市场处在停滞阶段，已建厂大都处在休眠期，但是中国这个市场与基地不能放弃，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投入不算太大，只要领先一步，等到市场复苏，就有能力走在别人前面，进一步扩展，并扩建成生产基地。选择杭州，跟我们的技术平台有关。我们在中国主要做产品后期开发，牵涉到很多控制问题，和浙江大学电子研究中心有一定的互补。

刘：在SARS面前，有人对中国危机处理能力有过怀疑，您现在仍然很坚定的看好国内？全职回国创业或者两边飞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你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蒋：以前我回国很少，九月我会回国。SARS不会影响对中国前景的看法。SARS这次确实影响面很大，程度可观，但对中国经济和市场长远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国外的企业都会继续开拓中国市场。我们肯定会进一步在国内拓展，我们的研发中心也就是为将来拓展打下基础。我这次回国也和寻求别的机会有关。

刘：您创立的公司叫波士顿应用科技，这名字比较朴素，有没有想过取一个带劲一点的名字，比如lenovo？

蒋：（笑），名字是我取的，这是一种情结。以前我们叫康宁应用科技公司，现在继续保留“应用科技公司”，只是把康宁改成波士顿。

创业绝非单打独斗

刘：现在科大学生希望创业的很多。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请您告诉科大学弟学妹们创业者和总裁需要具有什么素质？

蒋：成功两个字我算不上。去年校友基金会希望我接受采访，我有很大的顾虑，因为科大有很多成功人士，我从不认为自己成功。

说到创业，有这个志向和抱负，我很鼓励。这是一条充满荆棘、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道路。科大的学弟学妹希望创业，第一要认识到创业者和总裁不一定成功，都可能失败，我自己也做好失败的准备。美国的统计，95%的企业在创办五年内倒闭。所以创业首先要有思想准备，可以承受风险，要做risk-taker。其次，要有领导才能，或者说要培养领导才能。创业不是单打独斗，需要团结很多人一同奋斗，要做motivator。另外，要有很好的communication的能力，要能接受各种事物。总结起来，创业者必须是risk-taker + leader + motivator + adaptor + communicator。 具体而言，创业者要积极参与，不能光说不动。我觉得有一定有参考价值，这是共识。碰到机遇要果断抓住，别放过。创业要创新，不要跟在别人后面撵。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诚信，缺乏这点不管你多聪明，最终都会吃亏。中国有句话叫无商不奸，正好相反，我认为应该为商不奸。

刘：您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首先确认一下，您职场生涯是否犯过错误？

蒋：肯定有。特别是面临机会时，放弃了就可能是很大的错误。2001年我曾经有很大的热情希望推动在中国设立康宁研究院，还回国做了比较周密的考察，也得到康宁中国同行的支持。可是这事我自己放弃了，虽然有客观原因，但很可惜。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后悔。

刘：您本人在科大校友中有很高的威望，曾担任过科大波士顿校友会主席。对校友基金会一直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很多人认为您是基金会理想的领导人，有人说如果您出任基金会主席，他很愿意效劳，您是否曾经考虑过出任基金会理事或者主席职务？

蒋：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对于基金会，我一直很热心，我觉得基金会这些年非常不容易，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我对基金会的这批人非常敬佩。

谈到在基金会做什么具体事务，现在可能有一定困难。做任何事情我喜欢全身心地投入并做好。可是现在我的情况不允许我投入太多，毕竟我正在做另外一件事。你们做得很好，我会一如既往，始终配合你们的工作，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等退休了或许可以专心地做。

刘：您对基金会都褒扬有加，校友基金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能不能给点批评性建议？

蒋：（笑）说真的，作为一个自发的、义务性组织，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的报酬，能把事情做得如此出色，基金会无可指责，我想不起来任何批评^_^。这种群众性组织，做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的，非常不容易。基金会要更好的坚持下去，完全是义务性志愿者不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牵涉到转学、工作与家庭变化，不可能不受影响，工作要有条不紊、连绵不绝的继续，必须要有专职人员。我是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的董事，也给他们这样的建议，目前正筹划这样去做。校友基金会将具有这个经济条件，这对基金会本身的壮大、基金的来源扩大有好处，形成良性循环，这样雪球会越滚越大。基金会除了靠捐款维持之外，可以广开渠道，可以利用一些机制，美国很多基金会都可以申请国家的grant来做一些事情。另外基金会也是一个无形资源，可以在帮助校友创业上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可以在校友的企业里占有股份，当然这也需要专职人士来做。

刘：您对科大这些年的发展是否满意？对于科大的建设您有什么期待？

蒋：科大是专注于科学技术的大学，经济大潮中受到的冲击较大，这不是科大的过错。但如果科大能适应变化，不是不可能重振二十年前的雄风，既然曾经有过，就说明存在这种机制，这不是天方夜谭，我相信科大领导们有这样的信心。校友，特别是基金会作为校友桥梁，介入科大的发展应该力度更大。美国大学最主要的基金来源都是校友，科大创造了很多第一，如果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相信也会有不凡的表现。

刘：您认为科大是否应该走出合肥？目前苏州等地正在建设科大研究生院，您有什么看法？苏州研究生院希望强调和产业的结合，将来您是否考虑和他们进行合作？

蒋：当然有可能。我对产业结合特别赞成。从合肥特殊地理环境和中国的国情来说，科大要有大的发展，应该立足合肥，但要走出合肥，往外辐射。苏州、上海、深圳都有科大的辐射机构，对科大的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合肥本部也没有必要气馁，从美国来看，华盛顿就没有几所像样的大学，耶鲁所在的New Heaven与合肥也差不多，康乃尔在比较偏僻的小镇，比合肥差远了。我认为科大走出合肥，往外辐射是正确的抉择。

在美国要把一所三流大学迅速办成一流大学，就是靠钱。按照中国国情，也需要经济实力，长远看来，这并非不可能。印度理工学院和科大很相似，但在印度稳坐第一把交椅。他们的校友非常团结，每年为母校捐献数额巨大，能够做到这样是多方面的，需要校友的投入，校方开明的政策，集中各方面的力量。

刘：再次感谢您接受《校友风采》的采访，感谢您与我们分享您的杰出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