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半 导 体 透 明 起 来——访782校友王海林

2004年,王海林教授开始与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的创新团队合作,经常穿梭在大洋两岸。已过不惑的王海林依然是一副书生模样,圆边眼镜,斯文而儒雅。

偶然上了少年班

当年高考,我并没有报科大。考完之后,我去参加江苏省数学竞赛时碰到科大招生老师,他问我报科大了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你那么小,去考少年班吧。我说我都考过了,志愿也已填过了。他说你过来报名我出卷子考考你。结果就上了少年班。王海林回忆起这段经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对于自己的童年,他说自己和别的孩子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父母都是小学教师,所以5岁开始上学,成绩一直很不错,那个特殊的年代,初中、高中的学制都是两年,所以自己并未跳级,按部就班就考了大学。高考分数下来后,也是超过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的。

汪老师特别细心

“我是从江苏的一个小地方来的,在这里遇见了很多优秀同龄人,他们有很多都是跳级上来的,非常聪明,所以也就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了。”

“当时有些同学有压力,但就我来说,没有太大压力。因为那些同学在中学阶段都是尖子,来到少年班以后,不可能总第一了,就会有压力。毕竟第一只有一个,这个感觉要好长一段时间才可以适应的。”

汪惠迪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她责任心很强,所有的时间都在学生身上,对同学特别细心,是个很亲切的人。第一届少年班88人,所有同学都非常尊敬她。王海林说“印象最深的是我生病的时候,汪老师回家煮面条送过来给我吃,让我特别感动。”

少年班的教育模式非常好

王海林说:“少年班有一个好处就是开始不分专业,我的同学里面有学工的,有学数学的,有学化学的,什么样的都有,这样接触面很广,而且 少年班的同学都有自己的特长,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如果一开始就分专业的话,大家只能接触本系的同学,因为大家在一起上课,大家的思维方式基本都差不多,不利于知识面的拓展,不利于边缘学科的交叉和综合。少年班当时在第一学年不分系科打基础,到了二年级才分科,但是大家后来的联系还是很多。

“我们当时少年班只管一年,然后就分到各个系去了,这方法是很好。但如果只生活在少年班这样一个小圈圈里又会不好,分到各个系后又接触系里的学生,又融入到这个新的环境里去,相互的交流接触就会增加。”

王海林回忆说,那时学习比较紧张,物质条件也不是很好,业余生活没有现在学生那么新潮,也就是看看电影、打打球、散散步。少年班首届毕业生中,95%以上都发展得很不错,有的从事科研,有的做技术做工程,有的做金融,有的自己做企业。

少年班不要搞特殊化

“并不像社会上所传说得那样,学校给少年班的孩子以特别的关照,其实,老师那时对我们最基本的就是严格要求,将来是要到系科里去的,所以对我们都是一视同仁,不吃‘小锅饭’,吃‘小锅饭’不好。”

王海林认为,如果对少年班的孩子另眼相看,让他们有了某种特殊的优越感就不好。

他说,美国人的观点是不要管孩子,让孩子自由发展,对那些超常的孩子也是用平常的心态看待,不大惊小怪。比如说对于超常发展的孩子,美国学校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一些高年级的课,但是很少有跳级的说法。他们不鼓励跳级。他们学校不怎么分年级,就是中学与高中,如果你高中的课程学完了,就可以到大学去上课,但是作为一个高中生,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有什么特别的,只要你有能力学,你去学就行了。

穿越半导体的黑暗

王海林教授现在受聘于美国奥瑞根大学光学中心从事半导体非线形光学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电磁感应透明试验研究。所谓电磁感应透明,就是在半导体里实现电磁感应透明,半导体实际上是不透明的,打一束光进去通过量子干涉,从而让另一束光透过,这样就可以传播过去。这项研究成果在信息技术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可以用于信息处理、信息传播等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

1979年,王海林从少年班转到物理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在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读研,学的是激光专业,1985年到了美国的密执安大学,开始对生物学感兴趣,攻读博士期间曾在医学院的放射科从事核磁共振成像研究,1995年到奥瑞根大学又回到了物理方向,做半导体非线性光学。期间,他在系科专业方向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成功跨越,终于穿透了半导体的黑暗,做出优异的成绩。

有的时候世界真的很小

他说,郭光灿院士的创新团队在量子信息理论和量子通讯等方面研究成果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与他研究的半导体光学领域可以互补。目前,他正致力与科大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合作研究,他们最近做的两项有意义的工作,一项是用量子的干涉来控制一种半导体材料的光学性质;另外一个就是用电子的自旋来处理信息,主要是探讨怎么样用量子力学来处理信息,怎么样能够把信息传播,怎么用新的物理原理、物理材料来更好地为信息社会服务。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他详细地介绍了“半导体终端电磁感应透明”的理论。

中国科大的潘建伟教授在量子光学方面的杰出工作,也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虽然王海林与潘建伟并不熟悉,但是他的一个学生恰巧正在读潘建伟的博士。他说,“跟我做硕士论文的是一个德国学生,由于德国人不喜欢美国的博士,所以他就回到德国去学习,最近,他发了一封信告诉我说,他的老师叫潘建伟。”

王海林教授微笑着说:“有的时候世界真的很小。”

(学生记者团 梦良 晓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