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东（８０５）

大部份美国人总以为美国政府有一个积极和着眼于全球的外交政策。然而，不少美国的政界、知识界的“精英”们都认为，美国近十年的外交已经忽视它历来外交上的务实主义，而使得它的外交政策有些过份开明和理想主义。布什上台后，可以说美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交政策。

美国曾经拥有非常成功的外交史。在两百多年前建国初期，美国以外交上的巧妙周旋，并利用当时欧洲紧张的政治局势，与法国结盟共同对付英国。由于美国的外交得法，它频频获利。比如，美国成功地利用从荷兰的贷款，从法国买下路易斯安娜州。在随后美国向西南部扩展过程中，它在与欧洲强国外交谋略上始终站在上风。比如，美国挫败了英国想让德克萨斯州独立的计划，最后收复了德克萨斯州。

美国以前的外交成功，与早期历届总统精通和重视外交密切相关。在美国的前九个总统中，就有六个在任总统前当过国务卿，七个在任总统前当过大使。这些总统们认识到美国未来的强大，需要十分精明的外交。在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贸。比如，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外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4％（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外贸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3％），美国政府也积极利用外交尽力打开美国对亚洲、非洲的贸易市场。另一方面，外商在美国的投资对推动美国经济繁荣起到很大作用。当时，有相当大比例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的国债券。比如，在杰佛逊总统当政期间，外国投资者甚至持有50％以上的美国国债券。众所周知，政治与经济密切相连。由于上面提到的外来投资的经济势力，那些非美国的投资者可以左右一些美国政治势力，从而影响它的外交政策。美国人看不惯被人左右，开始抵制这股外来投资者的势力。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已有12个州立法限制外国人所拥有的美国土地。美国民众意识也曾驱使美国过度干预欧洲事务，一度与西班牙、法国关系箭拔弩张。那时，美国与强大的英国摩擦频繁，英国被认为是美国的头号敌人。那时的美国非常担心外来侵略，美国的工程师和海军甚至拟定了如何加固美国海岸防卫的策略。

在十九世纪，外交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在十九世纪中下叶（1861至1865）的南北战争中，美国外交的成功又一次战胜了法国、英国支持南部邦联（Confederacy）独立的企图。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在西半球的强权势力冉冉上升。也许，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为美国的外交目标订得太高：将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结束一切战争、达到全球民主、和平原则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而美国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利益。由于有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有不停的中东冲突，美国的外交一直未能完全达到上述这个目标。当然，以如此高的目标来衡量美国的外交业绩，有点不切实际。

事实上，由于美国外交得当，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都得利最大。一次世界大战搞垮了强大的德国经济，并将英、法二国势力大大削弱而降其到美国之后，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的无可争议的头号金融势力。同时，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对美国经济的日趋强大推动最大。当年嘲笑美国“民主”体制的欧洲君主制国家逐一瓦解和削弱。可以说，美国是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胜利者。同样，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精明外交使得它战争初期保持中立，直到战争后期方全盘介入，坐收鱼利。美国在二战损失最小，获利最大。战后，美国结盟了世界上最富有、技术发达先进的国家，它同时扶持战败国日本。通过结盟日本，美国也在亚洲扩展了它的势力。相比之下，前苏联仅仅获得了穷困的东欧。

可以说，在随后的“冷战”中，美国虽偶有闪失，它的外交政策依然频频得手。美国“冷战”外交策略挫败了超级大国苏联，使得东、西德合二为一，使得美国的语言、文化、价值观（人权、民主、自由）及产品走向全世界。如今，美元是世界最“硬”的国际金融流通媒体，英语是国际商业、贸易的通用语言。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冷战”的获胜者，今天的美国是无可争议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今天，因为美国已经是头号强国，它需要的是维持它在世界上已有的强大地位和在西半球的强权地位（Hegemony）。要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需要一个各国势力弱于美国而又抗衡的和平世界以及承认美国价值观、接受美国原则的盟友。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世界很多国家的发展变得更加相辅相成，如中国需要美国商人投资，美国商人需要中国这块潜力强大的消费市场。由于美国已成为世界贸易、通讯、商业体系的中心，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是机遇与挑战共存，因为它的外交政策再也不是仅仅影响它自身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和它自身的国际利益。美国现在的外交是防止对抗战争、遏制在美国之外的任何地方的强权抬头。在美国及它盟友的利益、安全受到威胁时，美国一定会出兵（如海湾战争、科索夭战争和出兵阿富汗）。出兵的目的不是长期侵占别国领土，而是推行美国价值观和体制，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一旦目的达到，美国即刻退兵。

纵观全球，欧洲和东北亚是太平盛世。中东动荡不安，非洲和东南亚有局部骚乱。而东北亚中国的日趋强大倍使美国不安。虽然在东北亚的中国、日本和俄国都似乎具有成为东半球超级大国的优势，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唯独惧怕中国的强大。日本是三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三倍半、俄国的十二倍。然而，日本经济已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它的人口仅占中国的十分之一，它不可能组建一支在兵力上占中国优势的军事力量。同时，日本地处岛国，四面环海，这是军事上进攻的劣势，因此日本不可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独霸亚洲。同时，一旦日本真有东山再起的苗头，中国、北朝鲜一定可以联手遏制它。俄国在未来二十年不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实力，主要是它的经济底子太薄，而且人口仅占中国的八分之一。中国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放后，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假定日本经济已发展到头，而中国经济按过去的二十年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就可赶上日本而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国家。当然，中国仍处在体制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荡中，中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如腐败、台独等。

可以说，中美虽然建交三十多年，相互之间的了解仍然不够。所以，美国是凭着自己的发迹史，去揣测未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十九世纪，美国与欧洲强权抗衡，遏制内战中南北分裂，发展经济，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因此，能够理解美国总是设想中国在战胜分裂（即中国与台湾统一）获得进一步战略上的优势后，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膨胀，其军事力量也会壮大并与美国抗衡，最终成为东半球的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果真成为东半球的超级大国，那时的中国也会不容许别国干涉东半球，正如此时的美国不容许别国干涉西半球一样。美国认为，那时两个超级大国一定会有利益冲突和军事对抗，并互相构成威胁，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数。美国在外交政策上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出现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不稳定的现象。美国总是有一派政治家主张遏制中国（Containment）。然而，也有的开明派则主张把美国的价值观输入中国(Engagement)，让中国加入世界经济，变得开明、自由、民主、富裕。开明派认为，一个富裕、开明、民主的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但一个闭塞、落后而且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则大得多。应看到，台湾问题历来是美国对中国外交策略和美国世界战略中的一张牌，美国不会主动放弃台湾。中国目前需要利用外交策略的力量，根据现阶段国际形式，找机会抓住一张对付美国外交的牌。总之，中国应对内制止分裂，发展经济、民主、自由和健全法制，遏制台独（如当年美国防止南北分裂一般）；对外则多与周边国家修好，避免不必要的对抗，保存已有的实力。

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十分棘手。在阿拉伯人眼里，美国是不折不扣地冲着他们国家地下的石油去处理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的，美国并不是真心关心阿拉伯国家的发展。美国是个耗能大国，需要大量石油。如果地球上的石油都在北极或南极，那么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就不象今天这样。当然，外交“理想主义”者们认为应把美国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价值观输入到阿拉伯国家。他们认为美国应武力推翻萨达姆在伊拉克的专制统治，从而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体制，正如当年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德国、日本所做的一样。海湾战争结束后，他们主张在科威特取消酋长制，推行全面民主体制，结果是不了了之。许多阿拉伯国家，如阿联酋，十分畏惧这种改革。因为改革等于取消酋长制中掌权者的特权。另一方面，假如阿拉伯世界动“真格”去改革，社会的动荡又对美国利益有所不利。因此，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就是“和平、稳定压倒一切”，只要没有闹事就是上策。对闹事者如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等，美国采取封锁、经济制裁加以严惩。和平者如阿联酋、科威特和埃及等，向美国提供打击恐怖分子的方便和支持美国解决阿以冲突，并试图以此换取美国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内部专制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然而，这些国家主体是抵触犹太人、反对宗教自由、推行专制。这些国家只有采取改革、废除专制和发展经济后，才能走出它们长期落后、闭塞的死角。这也是解决中东阿以冲突问题的唯一出路。

总之，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既务实又开明，必须有新的突破以遏制恐怖主义，保护美国安全和利益，和平解决中东冲突，并有与日益强大的中国打建设性的交道的机制。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世界和平密切相关。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